1964年7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北京医院东楼走廊里刚刚做完消杀，刺鼻的碘酒味与窗外的槐花香混在一起，透出盛夏独有的闷热。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正在做心电图复查，陪床的水静把毛巾拧得很干，准备给丈夫擦汗。这次京城之行，本来只是一次例行体检，却因一路偶遇，引出一场“意外”的钓鱼台家宴。
放下心电图的那天午后，北京机场也热闹得很。罗瑞卿率工作组返京，周恩来临时决定亲赴机场谈几件紧急军务。恰巧杨尚奎夫妇改乘同班机，机舱门一开，两组人马撞个正着。短暂寒暄里，周恩来留意到杨尚奎脸色发白，关切地说了一句：“身体第一，别逞强。”杨尚奎点头，刚想多说几句，周恩来就被警卫员催去贵宾室处理文件，忙得脚不点地。罗瑞卿摇头笑：“总理还是那样，忙到连喘口气都难。”一句玩笑，缓解了气氛，却也让水静暗暗担忧。
在北京医院安顿后，治疗流程按部就班进行。几天里，水静见到最多的是心内科主任，而不是熟人面孔。7月20日上午，护士突然递来电话：“邓大姐找您。”电话那端，邓颖超声音一贯爽利，“小水，听说老杨住院，我这两天跟总理在钓鱼台办公，晚上过来吃口便饭吧，跟家里一样。”水静愣了愣，答应得干脆。放下话筒，她转身告诉丈夫，“大姐邀我去家里。”杨尚奎重重点头，叮嘱一句：“替我向总理问好。”
下午三点，一辆黑色吉姆挂着司令部车牌停在医院门口。司机一句“请上车”，让整件事多了几分正式。北京城的道路并不宽敞，车子先往西直门，再折向玉渊潭，最后拐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西侧小门。水静透过车窗，看见一排排杨树安静地立着，心头突然冒出疑问：按理说，周总理和邓大姐常驻西花厅，怎么改到钓鱼台？
她刚一下车，就有工作人员迎上来。对方礼貌提醒：“请随我来，邓大姐已在等候。”穿过两进院子，走廊尽头微黄的灯光里，邓颖超已站起迎接。简单寒暄后，水静忍不住开口：“大姐，怎么把地点选在钓鱼台？”邓颖超笑着解释：“这阵子总理连轴转，同法国代表谈完，还得见外贸部同志，西花厅正翻新又闹尘，干脆搬到钓鱼台方便一些。”语气轻描淡写，却透露出总理行程之紧。
饭桌并不奢华，四菜一汤，主食是小米粥。邓颖超摆上两副碗筷，轻声说：“总理怕误了时间，让我们先吃。”席间，邓颖超详细问到杨尚奎的检查结果。水静回答：“主要还是高血压和冠心病，没大问题，医生说多休息。”邓颖超听完才略舒一口气，转而关心江西灾情与基层粮食收成。水静被问得具体，干脆把省里近况一五一十说了。
说到兴头处，外面传来急促脚步声。门帘微掀，秘书小声通报：“总理还在十四号楼，对方代表团要求再延长十五分钟。”邓颖超点头示意，淡定自若。水静望着桌上的小米粥微微出神，心想：周总理一天工作十八小时，身体能撑得住吗？她压低声音说：“总理该注意休息。”邓颖超把话接住：“他自己也知道，可事一多就顾不上。”一句话，道尽无奈。
有意思的是，邓颖超并未让气氛沉重。饭后，她取出两份人民日报样刊，指着其中一条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消息，说：“老杨身体好了，还是要到会场讲话。”话语里既有关切，也带着期待。水静答道：“那当然，他巴不得早点返回岗位。”两人相视会心一笑，屋内灯影把笑容拉得很长。
夜色渐深，窗外的蛙声偶尔夹着远处汽车引擎的低吼。秘书第三次进来：“总理说，再有十分钟。”确认无事后，邓颖超安排司机把水静送回医院，“等老杨出院，你们再来坐。”临别前，水静摘下丈夫早已准备好的手表，托付给邓颖超：“劳烦大姐代我交给总理，算是一点心意，让他记着准点休息。”邓颖超接过，轻轻点头。
汽车驶出钓鱼台，车灯在石子路上划出一束长长的白线。水静靠在椅背，脑中仍回响邓颖超那句话——“工作多得像潮水，能做的只有迎上去”。这一晚，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钓鱼台里那份紧张而又沉稳的节奏。其实，宴请只是形式，更深的关怀藏在简单的四菜一汤和不动声色的问询里。
凌晨零点，北京医院的病房灯仍亮着。水静推门进屋，杨尚奎半躺床上翻资料。她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丈夫听，末了补一句：“大姐说，等你出院，她再请我们去钓鱼台。地址不变。”杨尚奎放下文件，笑着摇头：“这钓鱼台，看来以后就成了老朋友们的临时客厅。”一句玩笑，让紧绷的病房多了点轻松。外面的夜风掠过窗缝，带来几分凉意，也让那场“怎么会选在钓鱼台”的小疑问，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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