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2日夜，珠江口外海风劲吹，华南分局前敌指挥部的灯光一直亮到黎明。战役正处收网阶段，叶剑英盯着地图，陈赓来回踱步，一封来自北京西苑飞机场的加急电报被送到案头。电报末尾，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极短的指示：“到广州后，务必妥处莫雄。过去误会，可一笔勾销。”叶剑英看完，沉默片刻，只说了两个字：“知道。”
谁是莫雄？在许多广东干部的印象里，他是当年张发奎部的军官，广州起义血雨腥风的见证者之一；而在中共中央情报系统的密档里，他却是1934年向中革军委递上“铁桶计划”情报、挽救中央红军于覆亡边缘的关键人物。几个身份叠加在同一人身上，相当耐人寻味。
时间往前推二十二年。1927年12月11日拂晓，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决战三昼夜后起义失败，他和叶挺易装潜出，辗转香港。镇压起义的，是张发奎部的粤军旅，旅部参谋名册上赫然有“莫雄”二字。叶、莫二人因此结下梁子，且在华南军界流传甚广，人尽皆知。毛泽东此次提前打“预防针”，显然是担心旧怨影响统战大局。
再把镜头切到1934年9月5日庐山牯岭。蒋介石的保安司令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对中央苏区实施最后合围，计划名为“铁桶”。莫雄此时任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他受邀列席。会上照例严密封场，连随身卫兵都被挡在门外。蒋介石正中挂着一张大规模围歼示意图，据说足足摊开了二十多米。会议结束后，山道上雾气浓重，莫雄骑马下山，心里却翻江倒海——若照此方案推进，红军无险可守。他清楚自己出手的风险，却仍决定铤而走险。
当晚，驻地油灯还没点亮，莫雄已经把情况悉数告知身边的联络员项与年。情报字数不多，却要命。为了确保送到瑞金，项与年“自毁门面”——石头砸掉门牙，换上补丁衣裳，扛着破碗混入难民队伍。离开德安第三天，国民党保安处就发出查缉电令，幸亏封锁线密布的空档口有限，项与年踩够了泥，又在田埂里滚过三回，这才在第十二天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审阅情报后只说一句：“此情报价值连城。”
事实证明，那半个月的提前量支撑了中央红军西出策略。即便如此，湘江一役仍损失惨重。如果情报晚到十日，中央苏区恐怕难见突围曙光。李克农后来谈起此事，声音低沉：“那是一次在死亡线上抢时辰的竞赛。”
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形，莫雄以粤军中将身份率部移驻广西，与新四军情报人员密切互动。副司令黄桐华是中共地下党员，会议室角落常能看到双方交换笔记的小动作。其后开展“扫荡”时，莫雄屡次“行动迟缓”，暗中放过游击队。保密局对此早有怀疑，1948年秋，暗杀令直接送达。莫雄被迫离开广州，赴香港暂避。
1949年10月14日清晨，叶剑英、陈赓进驻广州。电话线路刚恢复，叶剑英即刻手写一封信，托港澳地下党员带到九龙。寥寥二百字，核心只有一句：“先生功在革命，速归粤省，共议善后。”莫雄收信半日后起程，先乘小艇到中山，随后转卡车抵省府。二人握手时，叶剑英开门见山：“主席有令，任何旧账到此了结，你我都不必再提。”莫雄淡淡答：“军人听令行事，无奈之举，不究可也。”
然而，人际误会并未随一句话烟消云散。公安接管小组整理旧档时，发现莫雄曾任“剿共司令”，立刻拟了拘押名单。幸好李克农获报迅速叫停，文件在呈送签字前被抽走，风波才算平息。有人不解，李克农仅回四字：“大恩不可忘。”
此后数年，莫雄担任广东省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始终无党派，却每逢情报干部下乡调研，总能得到他不动声色的协助。有意思的是，莫雄偶尔会打趣自己：“如今是政协副主席，当年却差点当红军的催命符。”听者发笑，他本人却摇头，说完就端茶不语，似在回味那场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
1980年1月7日，莫雄病逝于广州，享年八十九岁。讣告发出前夕，广东省档案馆专门开箱，补录了“铁桶计划”情报来龙去脉，将原隐藏卷宗归档公开。有人统计，他在党外身份掩护下先后传递情报十五次，其中四次被中央军委列入“甲类机密”。保密局直到1950年代清理旧案时才大致摸清脉络，早已人去楼空。
对外公开的悼词只有一句评价：“莫雄先生，革命事业中之知己。”言语不多，却重若千钧。这条不显眼的讣告，连同毛泽东那句“他对党有大恩”，至今仍被研究党史的人反复引用。毕竟，有些关键节点，并不是任何一位台前主角能独力扭转。有时恰恰是立场暧昧、进退维谷的“边缘人”，在生死关头交出决定性的一纸密报，历史的齿轮因此偏转数度。
叶剑英南下时放下仇怨，毛泽东架起桥梁，李克农做成保全，三人各司其职，才有了后来广府政局的顺畅衔接。试想一下，如果那道指示稍纵即逝，旧恨重燃，莫雄再遭不测，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与地方安置恐怕多出许多波折。正因为如此，当年那封加急电报不仅是个人恩怨的结点，更是一场策略层面的周全考量。历史往往在细节处暗藏玄机，这一回，无非是人情账与国家账巧妙叠合，演绎出一段少为人知的深藏功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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