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秋风猎猎吹动彩旗。观礼席中，李德全抱着年仅八岁的儿子罗悠真，身旁的叶剑英正同她闲谈。两位老朋友谈及各自远在苏联求学的女儿——冯理达和叶楚梅。叶剑英半开玩笑地说：“要让这两个丫头多走动，将来回来好搭把手。”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轻描淡写的话，会在近二十年后变成特殊的嘱托。
时间推到1972年11月。李德全因病去世，冯理达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母亲的骤然离世，不仅让她失去至亲，也让她丧失了原本熟悉的工作平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传染病研究室。调动、安置、手续，全部被搁置。那段日子，北京已入寒冬，她却像被抽空了体温，只能靠加班和写笔记来驱散内心的荒凉。
次年初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谈及高层次医学人才分配时，随口问了一句：“冯理达现在在哪儿？”会议记录留下的旁批只有三字：“查，解决。”随后，叶剑英被请来商议，他听完情况后直接点头：“进海军总医院合适，让她有用武之地。”批示签发之日，恰是1973年3月2日。
冯理达3月下旬到海军总医院报到。传染科楼里药味、消毒水味混杂，狭窄走廊挂满了病历夹。科室主任介绍完情况，末了开玩笑：“传染科又苦又累，你是院里最稀缺的博士，看能不能撑得住？”冯理达没多说，只把随身针包往办公桌一搁：“先领我去病房。”这股子干脆利落的劲儿，让科里老护士私下嘀咕：“活脱一位女军官。”
调入后的第二天，冯理达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海军总医院党委书记翻着她厚厚的履历，眼里掠过诧异——从列宁格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副博士，到拿过苏联科技大奖，再到国内筹建消毒研究室，如此资历却至今不是党员？冯理达轻声回应：“我一直在等合适的战位。”
忙碌的临床工作并未耽误她的科研。那年初夏，京城暴发流行性脑膜炎，海军总医院被抽调最多病人。冯理达带着几名年轻军医三班倒，人手不够时，她索性把叶楚梅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借”了三周。病区灯火通宵，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有人劝她注意休息，她只说一句：“别让病人等。”
7月的一天下午，叶楚梅到西城区叶帅公馆汇报工作。茶刚泡好，叶剑英便问：“你们科那位小冯，还缺什么仪器？”叶楚梅回忆多年后依旧记得父亲的语气，“像家里长辈唠嗑般随意”。事实上，叶帅已经把设备清单塞进公文包，准备第二天送到海军装备部。
也正是那晚，叶剑英一句“带她来家玩”变成了家里长久的“规定动作”。从1973年中秋开始，只要逢年过节，冯理达必与丈夫、孩子一道，登临西山寓所，与叶帅一家围桌吃饭。那张圆桌见证了很多质朴瞬间。一次饭后，叶帅掏出皱巴巴的纸包，里面是两只硬邦邦的军用手电筒：“夜里查房用，省得磕着脚。”冯理达点头收下，却在第二周把灯又送了回来——她已把手电重新改装为紫外线检验光源。
临床之外，冯理达还惦记着免疫学的实验室。1974年底，她拿着一迭方案，四处找经费、挤房间。碰壁归来，仍照旧在显微镜前操作到深夜。夜班护士说，她常常对自身静脉取血做反复试剂对照；一次不慎把玻璃试管弄碎，血滴溅在白大褂上，她包扎好指尖，继续记录结果。第二天，导师年代的笔迹和新制图表被整齐贴在墙上，这样的工作节奏持续了整整五年。
1975年2月1日，传染科党支部大会投票一致同意接收冯理达。材料上报后，被要求“再考察”。消息刚放出时，不少人替她抱不平，她本人却依旧面无波澜，只一句：“继续干。”到了12月23日，批复终于下来。那天上午，她正在示教室讲授《免疫球蛋白分型》，护士冲进来低声说：“组织批准了！”黑板上的粉笔自行滑落，发出清脆声响。课没停，她反手擦了擦眼角，对学生说：“抗体分类背完，下午考。”
同年腊月，她拎着一堆病历抄件去西山向叶帅报喜。院子里寒风凛冽，叶帅披着呢大衣站门口：“好，党正式接你了！”冯理达敬礼，叶帅郑重回礼：“你父亲当年在北伐军里是怎样做人，你也要照着那股劲儿。”
进入1976年，大江南北风雷激荡。有人登门向叶帅打听“风向”，叶帅以沉默作答；冯理达则埋头科室，给高烧病人做血清学调查。5月的一个夜班，科里收进一名高热昏迷的新兵。家属刚到门口就慌了神，她一句“放心，我在”稳住全场。抢救持续七小时，最后病人转危为安。第二天，新兵在病床上说的第一句话是：“冯阿姨辛苦了！”这句话飘进走廊，医护们都笑了。
1978年，海军总医院批准筹建免疫学研究中心，冯理达被任命为负责人。那时实验室只有一间瓦房、三个人、两台旧离心机。为解决试剂短缺，她带人到天津口岸守船，捡回被国外厂家当作废品处理的玻璃管，再按规格切割、灭菌。有人暗暗称这种做法“掉份儿”，她抬头一句：“搞科研要脸面，病人就要没命。”没人再吭声。三年后，中心扩展到六个研究室，科研课题遍布军内外20余家单位。
早期跟着她的年轻医师，如今不少已成国内知名专家。有人回忆：“她教打针不是拿假肢，而是自己卷袖子‘来扎这儿’。每错一次，她就让学生在记录本写下‘错因—纠正方法—体会’三行字，坚持半月，一个小错就根治。”
尽管岗位、头衔日渐增多，冯理达的生活始终简单到令人吃惊。办公室的老式藤椅坐断了腿，她钉一块木板照用；毛裤穿坏补丁叠补丁，陪了她二十年。问她为何如此，答复始终一句：“钱，让它去更该去的地方。”张家口地震，她寄出千元；某炮兵团缺显示器，她凑够两千；职工家属手术费交不起，她掏三千。几十年如流水，她把工资卡当成临时周转站，进去多少，很快全转向需要援手的人。
2008年2月8日凌晨，北京突降小雪。海军总医院病房里，冯理达静静合上眼睛，终年81岁。弥留之前，她对儿子说：“工资卡里还有点钱，记得交一万党费。”手续办完，卡里仅剩85块四毛六分。整理遗物时，家人找到一本厚重的笔记本，扉页是她写给自己的一句誓言：“只要为大众，虽早死亦永生。”字迹遒劲，仍带药水味。
叶剑英得知噩耗，久久无言，终在秘书准备的挽词上写下八个隽永汉字：医者仁心，爱国传家。这八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将冯玉祥一家三代爱国奉献的精神，凝缩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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