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的北京城已带着秋意，天安门城楼上正在为开国大典布置音响。筹备会间隙，毛主席同廖承志擦肩而过，顺手拍拍他的胳膊：“还是延安那股子忙劲吧？”廖承志笑了笑，没接话。身旁的工作人员好奇，这两位似乎有说不完的老账。毛主席看出众人疑惑，半开玩笑道：“他呀，写家书都图省事，当年还让我这个‘大笔杆子’代劳，可一分钱没少收他的邮费。”一句话把廖承志的往昔拉回十二年前。
时间回到1937年4月。长征结束后，中央搬到陕北保安，再迁延安。新华社简陋的旧庙里，每晚灯光微弱，墙上挂着一张欧洲地图——那是廖承志特意钉上的，他说那能提醒自己“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白天他翻译路透和美联社的电讯，晚上刻印宣传画。连队把他称作“穿西装的木刻匠”。长期超负荷工作，眼睛布满血丝，他却一句“没事”带过。
4月中旬，警卫员递来一包上海寄到延安的包裹：湖笔、画册和一本《双清词草》。落款是“香凝”。何香凝虽身居孤岛，却时时惦念陕北的消息，这份心思，毛主席懂。包裹刚打开，廖承志推门而入。见到母亲熟悉的字迹，他鼻头一酸，差点失态。毛主席把情绪岔开：“承志，礼物收下，顺便回封信吧。有人明天就要回上海。”
窑洞里没有现成的纸张，廖承志匆匆翻遍文件袋，才找到半张电讯草稿。他想写平安，可又觉得千言万语说不完，耽误了信差。思索片刻，他把草稿揉成团：“主席，还是您写吧，母亲比我更信您的字。”话音刚落，毛主席放下笔杆，故意板起脸：“这可不是白写的，我替你出口信，你得掏邮费。”廖承志立刻配合：“行，等发饷请您搓一盘花生米。”两人相视而笑，窑洞里气氛轻松。
这封信最终在6月25日送到上海。“承志在此甚好，大家皆喜其能，请勿念。”短短一句，何香凝心头石落地。她复电陕北：“须努力奋斗。”在那封回电里，没有半句母子缠绵，全是革命者的硬气。
延安岁月不长，廖承志很快被周恩来点将，赴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临行前夜，毛主席把一只半旧皮箱塞到他怀里：“外面看是旧货，里面是中央寄望。”皮箱里并无金银，只是宣传材料、联系名单与几幅缩小的作战示意图。1937年底，廖承志现身香港，以卖茶为幌子，暗中联络华侨，筹集医药、无线电元件。港英当局盯得紧，他的行踪只能靠轮船夜航。“一身西装，心在延安”，是当时左翼报纸给他的评语。
香港时期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一次地下运单上遗失两箱抗生素，损失巨大。廖承志拿着账本自责，何香凝不批评，也不安慰，只问：“是不是有人泄密？”廖承志摇头。何香凝思考片刻，卖掉三幅山水，再凑一笔钱补缺口。她淡淡一句：“亏空补上，情报更要补上。”母子之间少有温情语，但配合默契无须多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香港。1942年1月，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离，廖承志辗转粤北，最终又一次落入国民党宪兵之手。档案显示，押解途中他曾对同伴低声说：“再坐几年牢也划算，海外侨胞的渠道已经通了。”这种“算账口气”，与延安窑洞里谈邮费如出一辙。国民党特务没听懂这句玩笑，只当他在硬撑。
1946年1月，周恩来亲赴上海营救，廖承志获释。4月，他作为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合众社采访，阐述停战主张。美国记者惊讶地写道：“这位身着中山装的谈判代表，似乎比军装将领更像外交家。”可在中山装口袋里，他仍揣着那封1937年的毛泽东手书——字迹早已泛黄，却是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负责侨务，频繁接待海外客人。一次宴会上，他拿毛主席当年那本《双清词草》给归侨长者传阅，笑称“邮费早就挣回来了”。众人不解，他轻描淡写带过，不愿再炫耀那段私谊。
1959年后，廖承志常陪同外国政要参观人民大会堂。每逢走到东大厅，他总顺手抚一抚墙上的邮政路线图。工作人员问缘由，他回答：“那是一条不会中断的家书航线。”短短一句，旁人听来云山雾罩，可老人心里清楚——从延安窑洞飞出的那封信，让海外母亲安心，让个人血脉与国家命运连成一线。
毛主席晚年提到老友旧事，偶尔还会笑：“要说勤俭办事，廖承志算个典型，连请人写信都谈价。”听者轰然大笑，却没人忘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维系了革命队伍与外部世界的联络。钱也好，邮费也罢，全换来一句“勿挂念”，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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