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初春的渤海湾还带着寒意，刘亚楼却顾不上季节的转换。华北战局吃紧，他连轴转地开会、写电报，夜里只能在油灯下打个盹。此时距他前一段婚姻结束已近两年，感情一栏仍是空白，他甚至觉得自己与家庭二字再无缘分。
韩东恰在这个当口出现。身为大连市委书记，他不仅是老战友，更是刘亚楼行伍之外少有的知心人。韩东琢磨了许久，决定“硬推”一次：总不能让老同学一辈子埋在部队里。于是他想到了本城最抢眼的女教师翟云英，一个十七岁的中俄混血姑娘。
翟云英站在讲台上时，嗓音清亮，孩子们都说“翟老师笑起来像阳光”。可她的身世并不轻松——父亲死于日军刺刀，母亲孤身抚养两个孩子。这样的经历让少女很早懂得选择，并且敢于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初次见面安排在图书馆。翟云英抱着俄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亚楼拎着一袋资料。两人一句“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您好）”算是破冰。韩东在旁抿茶偷乐：语言这把钥匙，他果然用对了。刘亚楼随后聊起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旧事，翟云英则谈到父亲的红军往事，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在书架前交汇。
回家以后，翟母反应激烈。“不到二十岁嫁给一个大了十八岁的军人，你想好了吗？”俄语里带着颤音的质问让客厅气氛凝固。第二天，刘亚楼按门铃时直接切换成地道俄语：“请您放心，我不会耽误她的前途。”这一句顶得住质疑，也博得了长者的理解。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新婚不过三日，刘亚楼就要南下指挥。临行前他只留下简单叮嘱：“学习别停，身体最要紧。”翟云英点头，却把泪水压在眼眶里。之后的日子她白天教书，夜里啃医科资料，想以忙碌对冲思念。
一九四六年深秋，她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罗荣桓夫妇权衡再三，还是拍电报给前线的刘亚楼。三天后，他风尘仆仆推开病房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句责备更多是心疼。为了争取最佳治疗，他托关系请来一位德籍医生，病情才稳住。
康复后，翟云英收到了华东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犹豫良久才写信给丈夫。回信只有两行字：“去。将来若我先走，你也能立足。”寥寥二十个字，她读了一个晚上，这才决定背起书包重新进校。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决定组建人民空军。毛泽东一句“让亚楼去”把刘亚楼推向新的战场。赴苏联前，他劝妻子别同行：“我去干的是公事。”翟云英想借机寻亲，周恩来最终拍板批准，但提醒她“任务归刘亚楼，私人事自己解决”。抵莫斯科后，他天天泡在飞机厂、机场跑道上，翟云英奔走于莫斯科学院、档案馆，却始终没找到亲人的确切线索。她曾抱怨丈夫“太不懂变通”，也在一次深夜悄悄释怀：不滥用权力，正是他原则最硬的地方。
空军蓝图逐渐成形，可高压工作和长期饮食不规律让刘亚楼在一九六四年查出肝癌。诊断书递到翟云英手里，她只觉眼前发黑：“医生，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医生摇头。病榻旁，他对妻子低声说：“如果我走得早，你要再嫁。”短短十三个字像闷雷，翟云英含泪答：“这事别再提。”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刘亚楼的脉搏停在凌晨零点四十八分。守在床旁的翟云英并没有失声痛哭，她替丈夫整理好军装，扣上最后一颗纽扣。随后她按既定的日程返回医院值班，把悲伤压进工作。朋友劝她另觅良缘，她摇头：“我的心里再放不下第二个人。”
此后的几十年，翟云英一直坚守在医疗岗位，偶尔在同事午休时翻几页俄文小说。有人问她为何还学俄语，她平静地回答：“那是家的另一半，也是他的另一半。”岁月推移，她的鬓角悄悄染霜，却始终未改初衷——既不改嫁，也不淡忘。因为她确信，当年那个决定不是冲动，而是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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