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9日清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走廊灯光昏黄，病房门口一位年轻护士悄声说：“吕书记，您再坚持一下。”病床上的吕玉兰只是微微点头。医生在病历上写下最后一行字时，这位曾经的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走完了短暂而跌宕的53年人生。消息传到东留善固村，老乡们沉默了好久，随后才有人哽咽着念了一句：“她始终没改掉当农民的那股倔劲。”
人们对吕玉兰的第一记忆，往往停留在沙尘飞扬的滹沱河南岸。1956年，她还只是个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却一口气挑起了农业社社长的担子。那年春天，村子第一次开造林动员会，大家议论最多的是“能不能活”。吕玉兰拍着黑板说：“别怕！沙荒地不缺风，就缺树。”一句掷地有声，把一群妇女拖上大坝，成立了闻名冀南的“妇女造林队”。三年后，栽下的11万棵杨柳活了一大半，东留善固村第一次有了成片林带，也正是这段经历，为她日后“越级”走上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位置埋下了伏笔。
1965年冬，吕玉兰去大寨学习。当时的大寨已经是全国农业战线的样板，她却并没沉迷于汇报数字，而是钻到地头，把地膜、梯田的细节全记在小本子上。同行的干部回到旅社冻得直哆嗦，吕玉兰却一边喝冻梨水，一边翻本子画图。有人小声嘀咕：“她像在写验方。”事实证明，她把这些“验方”全用到了本村：平整土地、建梯田、深翻、施农家肥，一年下来，村里人均口粮提高到四百多斤。村民背地里叫她“傻玉兰”，可年底分红时，人人都抢着给她端茶倒水。
20岁那年，县里破格让吕玉兰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不同于一般的“实干派”，她还懂得推介典型。接任之初，她跑遍周边几个模范合作社，回去就拉来石头垒起对比田，把高产田的植物学特征制作成展板放在村口。路过的社员一看见就议论：“咱也能这么干吗？”这种不动声色的宣传，比再多的口号都有效。
1970年1月，吕玉兰出任临西县委书记，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县主要领导。临西县有“沙、盐、碱、涝”四害，干部作风却还有个隐形敌人——骄傲。县委大院里挂着“亩产千斤”横幅，却没人想想怎么持续增产。吕玉兰跑到随五里大队蹲点，发现他们搞“反骄破满”整风，亩产从四百斤又拔到五百四十多斤，她当即拍板：全县推广。一个月内，十九个农业点全部派队学习；半年后，全县平均亩产上涨一成多。她总结时只说一句：“干部身上多沾土，官气就少。”这句话后来成了临西干部早会上必念的座右铭。
1972年夏，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农业座谈会，吕玉兰坐在离主持人席不远的位置。散会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把她叫到跟前，语气温和却郑重：“三年，把临西变成东留善固的升级版，行不行？”吕玉兰直起腰，“行！”会后，她连夜坐火车回石家庄，第二天清晨就站在县委院子里，冲正在做早操的干部喊：“加油干，还有一千天。”后来的事实表明，她把这“一千天”硬生生压缩成了七百多天：十三万亩农田基本配套水渠，三座中型泵站并网，林带覆盖率翻番。国务院验收时，专家团给出一句评语：“乡镇企业雏形初具，农田水利配套成链，可复制。”七个字的“可复制”让临西经验迅速推广。
1974年，她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当别的书记忙着熟悉机关规矩时，吕玉兰先在省委东侧一号楼开辟十几块菜地，自己种辣椒、种葱，理由简单：“房租涨到了二十多块，不种菜就得花钱买。”有人背地里说她“改不了农民习气”，她只回了一句话：“农民习气不是坏事。”到年底，机关食堂的几大筐韭菜、黄瓜全来自这片小园子，后勤人员乐得合不拢嘴。
也是那一年，34岁的吕玉兰结婚。丈夫在省技术监督局上班，工资加补贴一月七十多块，两人合吃合省，还要寄钱回老家接济父母。第二年怀孕却意外流产，医生反复叮嘱“注意休息”，可碰上1976年唐山地震，吕玉兰连夜赶往灾区，连续四十八小时没合眼。返程路上，她捂着肚子冷汗直冒，“孩子保得住吗？”身旁司机心急如焚。所幸，几个月后顺产生下大女儿吕江河。可是，省委书记却雇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托给机关幼儿园。江河长到两岁，还以为母亲住在汽车里，因为吕玉兰大多数时候都在下乡。
1981年4月，吕玉兰主动请缨，下到正定县任副书记。从省里机关重新蹲点基层，她没要特殊待遇，只搬进正定县农机站职工宿舍，一间八平米小屋，房租每月两块二。当地人说，下乡干部三天热、七天冷，可吕玉兰把“热劲”保持了三年。她在街头听到复员军人高恒久被医院辞退的故事，当众拍桌：“这事我管！”几天后，县里批下编制，把高恒久重新安排到残联，同时资助他办聋哑学校。那天晚上，正定街道灯光摇曳，高恒久一句“谢谢吕书记”飘在夜风里，时间不长，却让围观群众记了好多年。
河北省农业厅需要懂技术、接地气的带头人，1985年，吕玉兰被任命为副厅长。对别人而言，副厅长是升职，对她则是回到“第一故乡”——土地。她骑吉普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下车就蹲在麦田里拔一把泥土闻味道，随行干部打趣：“厅长闻泥，算验收标准？”她笑答：“土壤好不好，鼻子最准。”那几年河北农机化、水浇地和优质小麦推广快得惊人，很多地市年报里都把“厅长下田”列为动力之一。
遗憾的是，长年超负荷工作拖垮了身体。1992年底，她在检查中被发现患有晚期肝病。组织上决定保留副厅级待遇集中治疗，她却还是按部就班上班。医生多番劝阻无果，才出现了文章开头医院走廊的一幕。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前来探望的农业厅同事只说了一句：“别耽误春播。”
吕玉兰留下的私人财产，仅有两套工作服、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已泛黄的和毛主席、周总理握手的合影。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五行字：“人活一世，耕地、种树、扶人；死后归土，也算种树。”
对河北农业系统的干部来说，她的名字成了一把尺子，量作风，也量良心；对东留善固村的老乡来说，她名字背后是一片杨树林的呼啸声；对省机关年轻公务员来说，四十多元的书记月补贴是一节活教材：职位和待遇从来不是一码事，责任才能拉开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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