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15日清晨，粤北山区的薄雾刚刚散尽，几辆越野车从广州军区机关大院驶出。车里坐着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一名秘书打趣：“总长，这回算是旅游？”杨得志摆手：“哪儿是旅游，我是回娘家。”
越野车七个小时后抵达一处丛林环绕的驻地，路牌上醒目地写着“红一团”。站在营门口等候的，正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两人见面第一句话——“我回娘家了”——让围观的新兵小声嘀咕：“老首长原来当过我们团长？”
时间向后推五十二年。1934年2月9日，红军在福建建宁三岬嶂布防。时年二十二岁的杨得志第一次以团长身份接到命令：必须抢占制高点，挡住国民党三个师的锋头。夜里细雨不停，他带着第二、第三营摸黑上山，靠刺刀和双手刨出卧沟。拂晓，敌机轰炸，尘土与石块乱飞。三岬嶂不大，却像一口倒扣的铁锅，谁先把手按在锅沿，谁就赢。红一团硬是扛住了整整一天炮火，把九十四师堵在山下。聂荣臻后来写道：“一营挡一师，当载史册。”
三岬嶂仗刚打完不久，1935年5月，大渡河又拦住了去路。没有船，长征大部队寸步难行。杨得志率红一团当前卫，缴获敌船一只，挑出“十七勇士”。他把熊尚林等人拉到一边，低声说：“咱们争口气，让后面几万人顺顺当当过去。”破旧小船漂进河心时，迫击炮和机枪点起一条火线。暗礁撞裂船板，几名船工干脆跳进冰水里用肩膀托住船底。杨得志透过望远镜喊：“抬高三百米，延伸射击！”炮火覆盖村口，第一批勇士冲上岸。两小时后渡口被控制，后续船只接连靠岸，红军由此摆脱险境。
午后两点，1986年的营区操场，红一团全员列阵。杨得志换上毛料夏常服，白手套、好帽檐，动作一板一眼。美国参联会主席曾对他的步幅拿尺子量过，感叹“标准得吓人”。方阵前排都是十八九岁的新兵，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有人悄悄比较：这位老将满头银发，却站得比年轻人还直。
检阅结束，他被请到团史室。墙上一张三岬嶂的旧照吸引了他。黑白照片里，雨雾蒙蒙，战壕像蜿蜒的黑线。杨得志指着山坡：“当年飞机一轮炸完，山顶只剩弹坑。我们就窝在弹坑里拼命打，一寸没让。”说到这里，他沉默几秒，抬手轻轻摩挲照片玻璃，没再多言。
下块展板是大渡河抢渡。木船、长枪，还有十七勇士名单。团政委介绍：抢渡当天正好是连队纪念日，每年新兵第一堂历史政治课就讲这段。杨得志点头：“讲对了，山河可以改名，精神不能换。”
参观完毕，几位营连干部围上来要请示。杨得志摆摆手：“没啥指示，娘家人说家常。”他倒了杯茶，语速放慢：“战场上第一要紧是脑子活，第二是脚底快。装备再先进，也要人去操作。”有人提问现代合成营战法，他顺手拿铅笔在稿纸上画：射界、支撑点、机动线，一看就懂。尤太忠笑：“老首长上阵，年轻人可得追得上。”
傍晚，团里安排了会餐。炊事班特意煮了长征菜——炒南瓜、炒红苕叶，再来一碗凉拌折耳根。口味清苦，杨得志吃得很香。他夹起南瓜说：“红军多亏它，才没饿死。”身旁的班长憨笑：“现在南瓜成特色菜，专门留给首长尝鲜。”
夜色降临，杨得志在营区小道上溜达。天上星光稀疏，山风带着松脂香。他停在旗杆下，看着旗帜缓缓落下，声音低却清晰：“要记住，红一团靠信念活下来。打再好的枪，也要心里有杆准星。”
第二天一早，杨得志留下字幅：大渡河水源远流长，红军精神代代相传。随后乘车离开。越野车滚滚尘土中，有战士举手敬礼到车影消失。车里，秘书问：“总长，回程直接机场吗？”杨得志看着窗外连绵群山：“不急，再看看周边地形。山还是那座山，人却换了好几茬，得确定他们打仗一样能行。”
车子转进山谷，发动机轰鸣渐远。营门口木牌上“红一团”三个大字在阳光下泛着淡淡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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