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67年10月17日，北京城的夜风已经透着一股深秋的肃杀。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那台早已有些老旧的心电监护仪发出了一道平直而刺耳的长鸣声。
病床上的人停止了呼吸。
那个曾经坐在太和殿龙椅上接受万人跪拜，后来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改造了十年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终于走完了他这荒诞又传奇的一生，享年61岁。
站在病床前的李淑贤，并没有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呼天抢地，她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张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的脸，那张脸此时呈现出一种死灰般的平静。
作为溥仪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此刻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令人心悸的解脱。
这一瞬间，她甚至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酸痛的腰。
终于结束了。
这几年来，尿毒症像个贪婪的恶鬼，一点点吸干了溥仪的生命，也几乎耗尽了李淑贤所有的耐心。她是个护士，但在家里，她更像是一个全天候的高级保姆。从督促吃药到伺候大小便，那个曾经拥有天下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脆弱得像个离不开娘的婴儿。
那种日复一日在氨水味和中药味里煎熬的日子，终于在这一声“嘀”的长鸣中画上了句号。
护士推门进来，动作熟练地拔管、盖单子。李淑贤机械地配合着，眼神却不自觉地飘向了床头柜。那里放着溥仪生前最后的一点私人物品：一块手表，几支钢笔，还有一个磨损严重的钱包。
那一刻，解脱感迅速退去，一股巨大的、寒冷的恐慌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人走茶凉。
这四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她的心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溥仪不仅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一把保护伞。因为溥仪的特殊身份，他们有着特供的粮食，有着国家发放的高薪，甚至还有专门的保护政策。
可现在，伞塌了。
她李淑贤今年才42岁，膝下无儿无女。明天太阳升起之后，她就不再是什么“皇妃”，也不是什么受照顾的对象，她将只是一个住在东冠英胡同里、无依无靠的普通寡妇。
没了特供，没了那份高额的薪水，她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旁边传来了低低的啜泣声，是溥杰赶到了。
李淑贤猛地回过神来，她必须哭，而且要哭得比谁都伤心。这不仅是给活人看的，也是给自己这充满变数的后半生哭丧。
“老溥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
一声凄厉的哭嚎在病房里炸响，李淑贤扑通一声跪倒在床前，双手死死抓着那条白床单，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你扔下我一个人，这往后的日子可让我怎么活啊！”
在这震天的哭声中，没人注意到，她那双泪眼婆娑的眼睛里，透出的不仅仅是悲痛，更有一种对未来的算计和恐惧。
01
几天后的八宝山，风刮得更紧了。
溥仪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在这个动荡的1967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一位“皇帝”。来送行的人稀稀拉拉，大家脸上都带着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生怕沾染了什么不该沾染的晦气。
李淑贤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怀里抱着骨灰盒，整个人显得格外瘦小。
寒风卷着地上的枯叶，打在腿上生疼。
溥杰走过来，手里捏着一个薄薄的信封，塞到了李淑贤的手里。
“大嫂，”溥杰的声音有些沙哑，显出几分苍老，“这是咱们家里人凑的一点心意，算是给大哥的安葬费。以后日子长，有什么难处，你就开口。”
李淑贤捏了捏那个信封，很薄，没多少钱。
她心里冷笑了一声，面上却还得装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谢谢二弟，谢谢大家还惦记着。”
惦记？
李淑贤太清楚了，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指望这些所谓的皇亲国戚给她养老送终？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葬礼结束后，李淑贤回到了东冠英胡同的小院。
屋子里冷冷清清，只有那股挥之不去的中药味还在提醒着她，这里曾经住过一个病人。
她反锁上大门，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仿佛外面有什么洪水猛兽。
她把骨灰盒放在桌子上，甚至没顾得上擦一擦上面的浮灰，就迫不及待地走到了那个红木书柜前。
那是溥仪生前最看重的地方。
她掏出钥匙，手有些抖，插了几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柜门开了。
李淑贤屏住呼吸，开始翻找。
没有金条，没有玉器，更没有传说中的宫廷珍宝。那些东西，早就在溥仪前半生的颠沛流离中散尽了，剩下的一点点也在前几年被变卖度日了。
柜子里只有一摞摞泛黄的笔记本、信件，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
李淑贤不死心，她又翻开了抽屉，翻开了床底下的箱子。
存折里的数字她早就背下来了，那点钱，省吃俭用倒是能过几年，可要想过好日子，要想维持那种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体面生活，根本不够。
“老溥啊老溥，”李淑贤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纸张，眼泪真的流了下来，“你这一辈子，怎么就没给我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她是个现实的女人，当年的浪漫幻想，早在给溥仪倒尿盆、洗脏裤子的日日夜夜里磨没了。现在她只想要钱，想要能抓在手里的保障。
就在她绝望地想要把这些破烂纸张塞回去的时候，她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一本书上。
那是一本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灰色封皮的书——《我的前半生》。
李淑贤把书拿起来，书皮已经被翻得有些起毛了。
以前，她对这本书并不怎么上心。在她看来，这就一本写满旧社会陈芝麻烂谷子的“认罪书”，又厚又啰嗦，看着都头疼。
但是最近，她听街坊邻居闲聊时提起过一嘴，说这本书在国外卖得特别好，外国人对中国皇帝的事儿特别感兴趣，好多洋人都抢着看。
既然有人买，那就得有钱。
这钱叫什么来着？稿费？不对，听说叫版税。
李淑贤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封面上“爱新觉罗·溥仪”这六个大字。
这六个字，以前可能是她的政治包袱，让她出门都得低着头走。
但现在，在这个没钱寸步难行的节骨眼上，这六个字，可能就是她后半生唯一的摇钱树。
她的眼神慢慢变了，那种惊慌失措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饿狼看到肉时的绿光。
“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合法夫妻。”李淑贤对着空气喃喃自语，仿佛在说服自己，又仿佛在对着死去的溥仪宣誓，“你的命是我的，你的书也是我的。既然你人不在了，这本书赚的钱，就该给我养老。”
她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把那本书擦干净，放进了书柜最显眼的位置，然后又重重地锁上了柜门。
这把钥匙，被她贴身放进了内口袋里。
从今天起，这就是她的命根子。谁要是敢动这个念头，她绝对会跟谁拼命。
02
时间一晃，到了80年代初。
北京城的街头巷尾开始有了变化，年轻人们穿起了喇叭裤，戴上了蛤蟆镜，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那软绵绵的歌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也吹醒了人们对金钱的渴望。
李淑贤已经快六十岁了。
这十几年里，她守着那个小院，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淡。每个月去领那一笔固定的抚恤金时，办事员那张公事公办的冷脸，总让她想起自己身份的尴尬。
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好莱坞的大导演贝托鲁奇要来中国拍电影了，拍的就是《末代皇帝》，剧本就是根据《我的前半生》改编的！
紧接着，另一个更让她心跳加速的消息传来：因为电影的热度，这本书又要重印了，而且这次不仅是国内，海外的版权费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有人悄悄给她算了一笔账，那笔钱，可能是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
在这个“万元户”都能上报纸的年代，这笔钱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李淑贤觉得，自己这十几年的苦熬终于到头了。
她特意去烫了个头发，翻出压箱底的一件呢子大衣，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然后昂首挺胸地去了群众出版社。
她是去收钱的，她是去拿回属于她丈夫、属于她的那份巨额财富的。
然而，当她坐在出版社的会客室里，捧着热茶，满怀期待地等着社长把支票递给她时，等待她的却是一盆冰冷刺骨的冷水。
社长是个斯文人，说话客客气气，但内容却像刀子一样硬。
“李淑贤同志，”社长推了推眼镜，面露难色，“这笔版税确实不少，但是，根据我们社里的规定和相关的著作权法，这笔钱不能全给你。”
“什么？”李淑贤手一抖，茶水溅在了她的新大衣上，“我是溥仪的合法妻子，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钱不给我，还能给谁？难道给国家充公了？”
社长摇了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指着上面的一个名字说：“不是充公。是因为这本书，它属于‘合作作品’。当年的实际执笔人、整理者是李文达同志。按照规定，这版税，得一人一半。”
李文达。听到这三个字，李淑贤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当然认识李文达。
当年溥仪还在世的时候，这个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编辑就整天往家里跑。那时候，他在李淑贤眼里，不过就是个帮溥仪润色文章、查查资料的“笔杆子”，是个跟班的。
“一半？！”
李淑贤猛地站了起来，声音尖利得变了调，“凭什么？溥仪是皇帝，经历是溥仪的，口述是溥仪的，字也是溥仪一个个背下来的！他李文达干什么了？不就是动动笔头子，把话记下来吗？这就想分走我那一半的家产？”
“李淑贤同志，话不能这么说。”社长试图跟她讲道理，“当年溥仪先生的文字能力你也清楚，如果没有李文达同志查阅了数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和结构梳理，这本书根本出不来。他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
“我呸！”
李淑贤彻底炸了，她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泼妇的那股劲儿上来了。
“我不管什么加工不加工！溥仪是我男人，他的东西就是我的！李文达想要钱？让他找他自己老婆要去！想吃溥仪的肉，还想喝我这个寡妇的血？门儿都没有！”
她在出版社里大吵大闹，拍桌子瞪眼，引得走廊里的人纷纷侧目。
但出版社的态度很坚决：不签字确认分配方案，这钱，一分也发不下来。
李淑贤气呼呼地走出了出版社。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照得她一阵头晕目眩。
一半啊。那是多少钱？那是能让她下半辈子买小汽车、住大洋房、被人伺候的钱啊！就这样被人硬生生切走了一块，就像是从她身上割肉一样疼。
她不甘心。
她想了想，转身去了李文达家。
她要去找这个“书生”当面对质。
李文达家也就是个普通的单元房，屋里堆满了书。此时的李文达已经年迈体弱，正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
面对气势汹汹找上门的李淑贤，李文达显得很平静，但也异常固执。
“大嫂，”李文达并没有因为李淑贤的咆哮而退缩，他语气温和但寸步不让，“这本书是我的心血。当年为了写它，我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甚至在特殊时期为此遭了罪，差点被打成反革命。我拿我应得的那份劳动报酬，合情、合理、合法。”
“你合个屁的法！”李淑贤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欺负死人不会说话是不是？老溥要是活着，你看他给不给你！他肯定把钱都给我！”
“溥仪先生要是活着，他会给的。”李文达淡淡地说，“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他知道这本书我出了多少力。”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淑贤。
讲道理？
这世上最大的道理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溥仪欠她的青春，现在李文达还要来抢她的养老钱，这就是把她往绝路上逼。
“好……好得很。”
李淑贤看着李文达那张“不知好歹”的脸，气得浑身发抖，连说了三个好字。
“李文达，你想跟我讲法是吧？那我就跟你讲讲，什么叫死磕到底！”
她转身摔门而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李淑贤停下了脚步。
她看着那块牌子，眼神里的怒火慢慢冷却，凝结成了一种更为坚硬、阴毒的东西。
她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小护士了，她是末代皇帝的遗孀。这个身份，就是她手里最大的武器。
一场长达十年的诉讼风暴，就这样到来了
03
80年代中期的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庄严而肃穆。
开庭那一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除了双方的律师和家属，更多的是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这起案件太特殊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民事纠纷，更牵扯到那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牵扯到那段特殊的历史。而“皇妃状告出版社”这种戏码，简直是街头巷尾最劲爆的谈资。
法庭内，原告席上，李淑贤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擦雪花膏，故意显得有些憔悴和苍老。
她微微佝偻着背，看起来就像个随处可见的、受了委屈的邻家大妈。但在那副黑框眼镜后面，她的眼神却像鹰一样，死死盯着被告席。
被告席上坐着的，是满头白发的李文达和出版社的代表。
李文达带来了厚厚的一摞证据：当年的采访笔记、溥仪的录音整理、还有那份满是修改痕迹的手稿。
“审判长，”李文达的代理律师率先发言，声音铿锵有力，“根据事实，溥仪先生生前的日记和文字水平，并不足以独立完成《我的前半生》这部文学巨著。这本书的结构、润色、甚至大部分章节的撰写，都是由李文达同志呕心沥血完成的。按照著作权法理，李文达同志理应享有著作权。”
律师举起了那份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李文达的笔迹。
这是一个铁证。从法律逻辑上看，如果这是一本小说，李文达就是作者；如果这是一本传记，李文达至少是合作作者。
听众席上传来一阵低语，大家看着那些证据，觉得这道理讲得通。
轮到李淑贤发言了。
她的律师刚准备讲法条，李淑贤却摆了摆手，示意律师坐下。
她慢慢站了起来，没有拿稿子。她没谈著作权，没谈法律定义，也没谈谁写的字多。
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法官同志，我就问一句，溥仪是不是我的丈夫？”
法庭瞬间安静了。
“我嫁给老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特赦回来的战犯，是个连煤气罐都不会换、连路都不认识的老头子！”
李淑贤的声音开始颤抖，带着浓重的哭腔，但字字清晰，“那时候，没人愿意嫁给他，是我李淑贤，一个清清白白的护士，顶着多大的压力进了他的家门？这五年，我给他洗过多少次弄脏的裤子？我半夜起来给他喂过多少次药？我为了照顾他，我连自己的工作都耽误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老溥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淑贤啊，我对不起你，我没留下什么，就留下这本书，以后要是能换点钱，你就留着养老吧。’这是他的遗愿啊！”
“现在，老溥尸骨未寒，有人就拿着笔杆子跳出来，说这书是他写的，要分走老溥留给我的救命钱。这就好比……好比地主老财抢长工的口粮啊！”
她越说越激动，甚至拍起了桌子。她把一个“受尽苦难、孤苦无依、被知识分子欺负”的遗孀形象，演得淋漓尽致。
这招“悲情牌”打得太狠了。
李文达坐在被告席上，脸色惨白，手捂着胸口，气得浑身发抖。他想站起来反驳，想说“这是两码事”，想说“我也付出了劳动”。
但他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撒泼打滚、甚至不惜拿自己当挡箭牌的女人，他那套“温良恭俭让”的逻辑完全失效了。
虽然法官并没有被情绪左右，但这起官司一拖就是好几年。
李淑贤意识到，光靠哭惨可能赢不了最后的判决，她需要更有力的支持。
于是，她想到了爱新觉罗家族。
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李淑贤组了个局，请来了溥仪的亲弟弟溥杰，以及其他几个在家族里说得上话的长辈。
包间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
圆桌上摆满了菜，却没人动筷子。
“大嫂，”溥杰率先打破了沉默。他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股子老派贵族的儒雅，“今天你请我们来，还是为了那桩官司的事吧。咱们是一家人，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李淑贤挑了挑眉毛：“怎么？想劝我撤诉？”
“不是向着外人，是向着道理。”溥杰叹了口气，扶了扶眼镜，“《我的前半生》那是国家工程，文达先生当年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多少心血，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大哥生前也说过，这书的一半功劳是文达的。如今大哥走了，你为了独吞版税，把人家告上法庭，还要在报纸上把人家批倒批臭……大嫂，这有些过了。”
“过了？”李淑贤冷笑一声，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拍。
“溥杰，你也是爱新觉罗家的人，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那李文达是什么东西？他就是个写字的！溥仪是皇上！皇上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奴才来分了？”
听到“奴才”二字，在座的亲戚们脸色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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