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夜，开封铁路医院的走廊灯光昏黄，徐俊雅守在病房门外，手心被汗浸透。“俊雅，别忘了孩子们，好好教他们做人。”病房里传来的低语，让她鼻子一酸，只轻轻应了一声“嗯”。这是焦裕禄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不到一小时，他的呼吸停在凌晨。就在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病房里，徐俊雅默默接过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6个孩子、两位老人，还有未兑现的生活承诺。
追溯两人相识，要回到1950年6月的尉氏团校培训班。那时的徐俊雅才18岁，剪着学生头，写得一手好钢笔字，而焦裕禄已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课堂上，他点评作业时说：“字写得清爽，人也精神。”一句顺口夸奖，让徐俊雅涨红了脸，却也记住了这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领导干部。
培训结束后，团委准备排演《小二黑结婚》配合土改宣传。焦裕禄拉二胡，徐俊雅唱小芹，两人排练到夜里十一点常有。“会不会累？”他递上一杯凉茶，她摇头笑。共同的爱好、相似的脾气，让感情迅速升温。只是，徐家长辈并不看好这门亲事：年龄差大，还带着前妻所生的幼女。然而徐俊雅一句“非他不嫁”堵住了所有反对声，年底，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焦裕禄在外奔波，徐俊雅既要工作，又要照看孩子。兰考的调令下达时，她有过一瞬迟疑——黄沙、盐碱让整个县城看不见几块好庄稼地，生活条件几乎排在全河南倒数。焦裕禄只是笑：“沙丘咱见过，盐碱也见过，人民才是头一回求咱。”一句话，她收拾行李，把五个孩子和母亲一起托运到兰考，家搬到了黄河边。
县委大院里的小平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焦裕禄出差在外，她便挑水、扫院、缝补衣被。救灾物资送来那年，工作人员悄悄塞给她三斤棉花票。晚上她兴奋地提起做新棉袄的事，焦裕禄立即摇头：“群众还有人没被子，凭啥咱占便宜？”票子被原路退回，她心里多少有点苦，却没再张口。
家事之外，徐俊雅也要面对亲戚的请求。嫂子求她安排侄子进县机关，她自认要求不过分，试探着问丈夫。焦裕禄沉默片刻，说：“政策不容私情。”第二天他把侄子叫来，耐心劝导。侄子回去后对父母摊手：“还是回田里好。”这件事再没人提起。
高强度工作加恶劣环境，焦裕禄的肝病急转直下。3月外出途中晕倒，4月确诊肝癌晚期。公文包、茶缸、牙刷都成了他按压病痛的工具。徐俊雅夜里给他按摩，能摸到鼓起的硬块，嘴里却只说：“没事，睡一觉就好。”她知道瞒不住，却只能这样自欺。5月14日，焦裕禄离开人世，年仅42岁。
丧夫后，50多元工资加13元抚恤金，徐俊雅硬撑起八口之家。孩子长得快，衣服常年不够。她把丈夫旧棉军服拆开，重新裁剪，小衣袖一圈圈缝。眼泪滴在布面，针脚歪了又拆，手指被戳破也顾不上。最窘迫的一回，买鸡蛋被小贩骗走10元，她回家对着空篮子愣坐半天，孩子们都懂事地不敢吭声。
工作上，她并未被困住。70年代任兰考县计委主任，钢材、水泥等凭票管控，她一条条核对。县里修礼堂多批材料，她立刻找领导理论：“多批就是浪费。”有人提醒她：“你是县长级干部，坐车上下班理所应当。”她摆摆手：“骑车能省一滴油是一滴。”许多人见她推着黑色旧自行车穿行在街头，没人敢说半句“作秀”。
对子女，她依旧用父亲的标准。儿子焦跃进在外当乡长，回城探亲连续打电话布置工作，她直言：“坐在办公室指挥不如下田摸泥。”说完让他立刻返乡。六个孩子全靠读书和自身努力，各有成就：有人从战士干到副团长，有人成为正厅级干部，也有人守着基层供销社默默工作。外界称赞时，她只淡淡一句：“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是普通公民。”
时间来到200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郑州举行。主席台上，72岁的徐俊雅身着深色外套，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乱。记者提问遗愿完成与否，她哽咽数秒后答：“任务算是交了吧。”仅此一句，再无修饰。
2005年8月25日清晨，开封一场秋雨刚过，徐俊雅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3岁。遗体告别式简朴到极致，棺旁没有花圈堆成的小山，只有几件补丁叠补丁的家什静静相伴。知情人感叹：在位时不占公家便宜，离世后也没给组织添麻烦。这种一以贯之的“不中”二字，是她留给兰考最直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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