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清晨，北京医院静得吓人。心电监护器的一条线时高时低，病房门口的警卫却听得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用仅存的体力，在宣纸上划下了三条横杠，动作缓慢，却像落槌一般沉重。很多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当场没看懂，唯独理发师周福明心领神会。这三条杠指向何方？先把时间调回二十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深秋。
那年11月，北京的风带着沙粒直钻脖领。北上的列车刚停稳，周福明拎着沉甸甸的理发箱，踩在月台上不由多看两眼车头的红五星。二十五岁的他从扬州来到首都，履行一份特殊的聘书——给毛主席理发。当时的公开说法是“调入中南海后勤”，可知情人都心知肚明：这个年轻人是被首长点名的。会面时，主席笑眯眯地说一句：“小周同志，手快一点，书可不会等人。”一句玩笑拆除了周福明的紧张，也奠定了双方相处的基调。
周福明的剪刀很稳，钢梳贴着发根滑过，几乎听不见咔哧声。主席则时常一手捧书，一手批注。有时翻到精彩处，他会大声说“好！”然后轻轻晃头。普通理发师遇到这种情形十有八九要停手，周福明却懂得顺势而动，让剪刀与书页共舞。也正因这一点，主席对他多了几分亲近。1963年，卫士班有人员调动，毛主席干脆把周福明留在身边，兼理发、兼生活照料，成了贴身卫士中的最后一位。
日子看似平静，实际上周福明的工作量并不小。给主席理一次发不过二十分钟，可他的“班”从清晨守到深夜。主席习惯凌晨批阅文件，批饿了就要一碗小米粥，这碗粥往往由周福明亲自端上。久而久之，他熟悉了每一道眼神。主席抬眉稍一停顿，可能是想要茶水；如果视线落到窗外，大概率是觉得灯光刺眼要调暗。这样的默契，为后来那场特殊的沟通埋下伏笔。
时间来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去一个多月，国内事务堆积如山，主席却病情急转直下。9月8日上午9时许，血压持续下滑，任何一句完整的话对他都是奢侈。医护人员不断观察口型，猜测他想传递的内容，却毫无头绪。值班干部想到周福明，说：“把小周找来，主席可能只信得过他。”听到消息，周福明丢下刚端起的馄饨，甚至忘了换皮鞋，踢踏着布鞋一路小跑进病房。
主席费力地睁开眼，手指向床头柜的宣纸和狼毫。周福明把纸铺好，托住主席手腕。笔尖挪动得极慢，每一道线条都在颤抖。最终，纸上只留下“三——”三道横杠，随后笔坠落在被褥上。紧接着，主席抬手敲床沿，“笃、笃、笃”，声音微弱却清晰。医护人员依旧猜不透，周福明却瞬间明白。他用极低的声音说：“主席，是想问三木武夫么？”病榻上的老人眼神微亮，算作肯定。
三木武夫，时任日本首相，正主持9月1日启动的自民党大选。投票走向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主席对外电始终关注，显然，他想知道竞选局势是否有助于“中日和平友好”的既定方针。周福明当即翻开当日《参考消息》，用耳语读出最新电讯：三木的党内支持率已经下滑，重新组阁的可能性正被讨论。读到此处，主席平静地点了一下头，随即示意把文件取来。十余份文件就这样在病房被勉力批阅——这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次署名。
午夜将近，仪器发出细长的报警音。9月9日零时零六分，医生宣告：心跳停止。周福明站在床边，双眼通红，却没立刻落泪。他打开那只陪伴了自己半生的理发箱，取出剪刀和剃刀，为主席仔仔细细修整鬓角与胡须。剪刀反光，不大的病房里能够听见规律的“咔哧”声。这或许是两人最默契的一次“对话”，无言，却彼此懂得。
七天后，首都万人送行。灵车经过长安街时，车窗外的花圈铺成了海洋。周福明站在柩车旁，整整八小时没合过眼。有人轻声提醒：“小周同志，歇会儿吧。”他摇头，只说一句：“还没有理完。”那天的风很大，黑纱飘动，他一直扶着灵柩，直到最后一道礼毕的号声落下。
关于三条横杠的含义，事后在官方档案中得到印证：它是“数字三”，与“木”的“木”字三笔相扣，“三木”二字呼之欲出。此事也表明，主席在生命最后时刻依旧把国家的外交大局放在首位。更令人唏嘘的是，周福明的机敏与多年养成的默契，撑起了这段价值千金的沟通，让历史的断档得以被补全。
此后多年，周福明很少提起那三条横杠。当有人追问，他只是摆手：“那是一桩公事，不该用来抬自己身价。”然而在一群亲历者的回忆录里，人们仍能瞧见那一幕：昏黄灯光下，笔尖颤抖，三笔落定，生死一线，牵挂犹存。毛主席与小理发师之间的信任，也就此写进了共和国的深处——纸上三横杠，横穿历史，至今依稀可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