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2日午后，桂东南的寒风从大瑶山口灌下来，吹得山道上的黄土直往人脸上扑。133团团长任应挥着望远镜，死死盯着宝圩方向的硝烟；口里干得发苦，却顾不上喝水。就在一小时前，总攻号角才压过枪炮声传来，政委田耕的突击连率先闯进大井外廓。
枪声渐稀，蒸腾的硝烟像湿棉絮一样粘在山坳。任应反复询问通讯参谋：“田政委有没有回电？”没有。短短一个“没有”，像针一样扎在胸口。田耕从不失联，他信这一条常规。
人影陆续出现，伤员被抬下来，担架一一过去，却始终不见政委。任应忽然觉得脸颊发烫，心头没来由冒起一股焦躁，脚下踱来踱去。火炮震动尚未散尽，地面在嗡嗡作响，连他自己的脉搏都跟着乱拍。
再等五分钟，警卫员小潘疯了一样冲上来。“团长……政委倒在碉堡口，没留下最后一句话。”嗡的一声，任应脑中像炸开空包弹，双手乱抓，脚下发软，眼前白雾翻滚，整个人直直倒了下去。
醒来时已是黄昏，天色铁青。副参谋长把水壶凑过来：“田政委牺牲，部队情绪波动，您得先稳住。”任应嗓子沙哑，只挤出一句：“集合，全团集合！”声音却像锤子，砸在每个人心里。
夜里，篝火边风声呜咽。任应强忍泪水，朗声宣布：“政委把命留在阵地，咱们把胜利写到敌人投降书上！”一句完，方阵里的战士齐刷刷把刺刀举过头顶，火光照着钢刃，寒亮得吓人。
消息报到军部，秦基伟翻开作战记录，沉默良久，只写下一行字：“田耕——我军最强的团政委之一，宝圩战斗殉职。”简单十二字，却比任何颂词都要沉重。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最强政委”是怎样一路磨出来的。时间拨回1938年，19岁的田耕在太行山深处参加地方抗日游击队，第一堂课不是射击，而是用农家土话给乡亲解释“八路军为什么要筹公粮”。他靠一张会说、能唱的小嘴，把敌占区的乡亲劝进了交通站。
1943年，任应在修武独立营当副职，田耕正好调来晋东独立营。两人第一次拉家常时，田耕嘿嘿笑：“改天你当营长，我就当教导员。”玩笑挂在嘴边，第二天就能冲敌碉堡。这种人，骨子里不拿死活当回事。
1946年，太行军区把几个营糅成“小团”，任应成团长，田耕当政委。新团缺炮缺马，甚至连一张成图的地图都拿不出来，他俩站在野地里，用树枝在地面勾地形，边画边争。吵归吵，决心书却总是两人一起押手印。
同年底，晋冀鲁豫野战军编九纵。首战鲁西南，田耕端着机枪趴最前沿，任应气得直嚷：“你搞政治工作的守着火线干啥？”田耕叼颗草梗：“子弹认得我？它可没长眼。”说罢又冲出去。
枣子牙战斗那回，部队没有大炮，硬碰很可能掉一半兵力。田耕连夜写传单，带着几名会唱戏的兵，用喇叭喊戏词、劝投降。三天后，敌整整一个团缴了械。任应对着堆成小山的枪，不得不服：“服了你这张嘴。”
到了淮海，挖交通壕时田耕提出“蚯蚓掘进”法：小组轮换，先钻一条细缝再扩洞。这个土法让133团夜里摸进敌前沿，火力点一并解决。战后统计，团里伤亡比兄弟部队低了三分之一。
跨过长江再下广东。1949年初冬，雷州半岛北端的咸湿海风刮得人指关节发痛。田耕在雨夜里巡堤，衣服全湿透；任应看他冻得直哆嗦，让警卫员去拿大衣，他摇手：“留给哨兵，他们比我冷。”就是这么个性格，赢得上下官兵心服口服。
宝圩之前，田耕不到33岁，任应35岁。一个刚过而立，一个正当壮年。田耕习惯亲手给任应缝裤子破洞，战友们笑他“政委兼军需”，他挥手：“团长是我兄弟，谁不罩兄弟？”这话后来慢慢传开，成了133团的口头禅。
宝圩战斗第三天夜突，田耕带突击排钻壕沟、拔火力点。最后冲到碉堡口，一发冷枪从暗洞钻出，击中左胸。警卫员抱住他，他只说了三个字：“跟上去。”随后便没了声息。
战斗结束后，田耕遗体抬回驻地，任应站在棺前，眼睛红肿却一句哭喊也没有。他拿出田耕随身小本，上边夹着半片白纸——那是胜利后准备写给家里的报喜信，抬头一句草草带过：“我安好，勿念。”
几日后，133团追击至凭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告捷电文里，田耕的名字排在首功，将士们看到时没有欢呼，只把帽檐又往下压了压。
1950年春，柳州北麓立起一块青色石碑，碑上仅刻二十六字，末尾是“干部战士一千余人泣立敬立”。四周松风长吹，没配花圈，也没配哀乐，却常有人把刚擦亮的枪刺插在碑前土里，那刀尖反射的亮光，比任何文字都懂得沉默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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