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2日，延安机场的红土跑道被夕阳染成暗红色。临登机前，毛主席看了看身后的几只帆布包，淡淡一句：“行李只带文件。”一句轻描淡写，让在场的干部瞬间明白，这趟去“虎穴”没有半点退路。
同一时刻，警卫队长龙飞虎在机舱门口又核对了一遍名单。除了自己，还要带陈龙、颜太龙，以及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后来被战友们戏称为“一虎二龙三鼠”。这六个人，全都背着异常简单的行囊，却被赋予“护送中央主席安全往返”的死命令。
延安出发时，苏军宣布接受日军在东北的投降才不到十日。各方局势扑朔迷离：国民党占着胜利者的高点；美军观察组在陕西、四川两线频繁活动；苏军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放话要看国共谈判结果。外面的大旗飘得很高，可飞机里的空气却格外压抑。
飞机在陕西、四川上空绕飞时，龙飞虎盯着下方山川，心里直打鼓——如果国民党突然翻脸，重庆上空的防空部队随时可以让这架C-47失联。偏偏毛主席漫不经心，一边抽烟一边翻文件，仿佛只是在赶一场常规会议。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飞机落地重庆白市驿。周恩来、王若飞已先期抵达，联络、接机、警卫线路都画好三套方案。可最先扑进视线的却是军统的宪兵岗哨，步枪上刺刀在阳光下泛冷光。周恩来低声对龙飞虎说：“记住，笑对外人，眼睛盯刺刀。”
晚八点，林园灯火通明。蒋介石举杯敬酒，“润之，一起干吧。”毛主席夹了一块牛排，却没咬，笑回：“蒋先生真能给老百姓饭吃，还用另起炉灶？”宴会之外的较量已经开始。
林园住宿条件并不差，但奶油、面包、黄油从早到晚摆在餐桌上，让毛主席直皱眉。“中国人还得吃米饭。”第二天一早，齐吉树跑了三条街才找到能做小米粥的伙房。几碗热粥下肚，主席精神明显好了许多。
住的问题更棘手。林园虽近主城，却是军统眼皮底下。龙飞虎夜里端着驳壳枪坐在走廊，外面脚步声此起彼伏，他心里清楚：这样撑不了几晚。于是向周恩来建议改驻张治中的桂园。理由简单：桂园紧挨蒋的侍从室，特务也不敢乱闯。
张治中爽快腾房，还亲自抽调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做外围。周恩来仍不放心，又让张镇派宪兵明哨，自己的人则化装暗哨。龙飞虎、陈龙、颜太龙将桂园、红岩村、曾家岩几条路线踩得滚瓜烂熟，甚至连石阶缝隙都被水泥灌死。
九月二日，正式会谈。毛主席开门见山提十二项要求，王世杰憋出一句“无权作答”。王若飞气得直跺脚：“派个木头跟我们谈？”会场僵住，外面围守的警卫也捏把汗。毛主席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语速放缓：“慢慢谈，总会有答案。”
这边僵局，戴笠那边更忙。蒋介石给他下死命令：“毛先生在重庆若出任何事，拉你上军事法庭。”戴笠只好把军统能用的线人统统撒出去，还专门成立外围特勤组，打听“一虎二龙三鼠”的底细。
有意思的是，茶馆里的江湖传闻越传越玄。“听说毛主席带了个三叔，功夫更胜一虎二龙。”情报员将这句汇报给戴笠，戴笠犯嘀咕：哪冒出个三叔？他急得团团转，连夜向蒋介石告状：“毛泽东带家眷护驾，太自私。”蒋介石反倒摆手：“人家若真有三叔，探望也无妨。”
戴笠越查越糊涂，终究敲开周恩来办公室。刚开口：“毛先生那位三叔在哪里？”周恩来忍俊不禁：“不是三叔，是三鼠——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的外号。”话音未落，戴笠脸色通红，连连抱拳告辞。这个笑话很快在重庆政要圈流传，军统头子面子丢了个干净。
九月八日晚，中苏友协酒会。毛主席参观完《中央日报》赶来时，院里已挤满市民。“毛委员长来了！”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大门。宪兵开路却被推得七零八落，王炳南差点跌倒。蒋泽民、陈龙架着毛主席硬是挤出人海。现场气氛热烈，却暗藏危险。
为了防有人借敬酒下手，周恩来一杯杯替主席挡下，短短半小时连喝十几杯。返回途中，他在车里揉揉太阳穴，对龙飞虎说：“今晚得多加两道岗，群众情绪高，敌人可能趁乱。”车灯照着公路，宪兵摩托夹道护送，桂园的大门才让众人松口气。
从延安到重庆的四十三天，看似只有会议、宴请、接待，实则步步刀光。张治中那句“保卫毛泽东，要胜过我十倍”不是客气话；戴笠在幕后连轴转，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担心背黑锅。至于“一虎二龙三鼠”，外人笑称绰号稀奇，真正见识过他们警惕、果断的人，只会暗暗庆幸：幸亏没轻举妄动。
十月十一日，《双十协定》签字。文件刚放上桌，毛主席就吩咐：“准备回延安。”没放一句狠话，也没摆胜利者姿态。护送队列悄无声息在桂园集合，龙飞虎看了看表，只说一句：“起飞时间不变。”飞机升空那刻，重庆江面雾气渐起，谁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考验，但此行的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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