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代表团请求访华，中方没有理会，中国已经厌烦了日本的既要又要，日本人“想来就来”的幻觉必须打破。
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经贸代表团拟于明年1月访华，但中方迄今未给予明确答复。
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12月18日在东京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会面，提出希望中方安排接待由日中经协、经团联与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组成的经济代表团，并强调在日方首相高市早苗涉台国会答辩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仍应保持经济交流的重要性。
代表团计划于2026年1月20日至23日访问北京，成员包括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与日商会会长小林健等日本企业高层，但距离出访仅剩约一个月，中方仍未明确回应，日方舆论已在讨论延期甚至取消的可能。
若将这一进展放回时间轴，脉络其实并不复杂。早在11月下旬，日媒就曾报道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与吴江浩会面，强调继续商务交流，并提出希望明年1月代表团访华计划如期实施。
之后，12月2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经团联等日方组织接连表达访华意愿，发言人林剑的回应更是把原则与条件讲得清清楚楚：
“中方注意到相关消息，也注意到日本国内不少人士对错误涉台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深感忧虑”；
“中方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撤回错误言论，停止伤害两国国民感情，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华政治承诺，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并希望相关团体在日本国内多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把“没有明确答复”包装成“中方在犹豫”“正在被日方经济界施压”，甚至被某些舆论操弄成所谓“赢学叙事”，既误读现实，也刻意回避根源。
真正的分水岭不在“接不接团”，而在“日方是否先纠错”。中方没有把原则问题交易化，更没有把政治底线折算成商务礼宾；对错不分、是非不辨，却要靠“经贸团访问”来“灭火”，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必须指出的是，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从来毋庸置疑，但它从来不是没有政治基础的“真空合作”。
日本一些势力一面离不开中国的市场、产业链与技术扩散，一面又在安全叙事上不断加码，试图把涉台挑衅、军事扩张、军工拉动、乃至高碳路径的再依赖，包装成“国家战略的新增收益”。
这种算盘的核心，就是把紧张当作资源，把摩擦当作预算，把对抗当作订单——把“冲突红利”当成可以长期收租的制度安排。
问题在于，“冲突红利”在账面上或许能制造短期热闹，却必然侵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必然让日本自身更深陷结构性困局：产业升级迟滞、转型窗口变窄、外部依赖更强、社会成本更高。
更现实的是，涉台错误言论引发的冲击，本就不是“某一次来访能抹平”的技术性分歧，而是对战后国际秩序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挑战。中方此前已明确指出，错误涉台言论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与氛围，使有关合作会议“条件暂不具备”。
把这一现实轻描淡写成“气氛问题”，再用“经济交流”来回避“政治承诺”，只会让误判叠加误判。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产业界在这一轮风波中的“首鼠两端”。
一方面，企业经营离不开中国市场的规模、供应链的效率与产业升级的外溢；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国内政治叙事中维持与右翼基本盘的暧昧空间，对涉台挑衅和军事化倾向保持沉默甚至配合，幻想“政治可以冒进，经济照样通行”。
这种“既要又要”，短期看似两头讨好，长期必然两头落空：政治信用被透支，经济通道就不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免检通行证”。
看似“只是一次访问能否成行”，实则是“日本到底把中日关系当作什么”。
把中方的原则立场，报道成“尚未答复”“反应不积极”，把需要纠错的政治问题，轻巧地挪成“礼宾与节奏问题”，这类叙事的危害在于：
它会继续纵容日本国内那套危险逻辑——把挑衅当作筹码，把纠错当作退让，把对华政治承诺当作可拖延、可讨价还价的“可选项”。
事实上，吴江浩大使与日本经济界人士的接触，本质上恰恰是在当面讲清底线与条件：交流不是不能谈，但必须建立在尊重政治基础之上；合作不是不能做，但前提是停止伤害两国人民感情、停止挑战战后秩序。
日方某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说明立场”解读为“上门施压”，把“讲清条件”包装成“日本赢了”，再由网络噪声推高情绪、绑架理性，最终把产业界推入更尴尬的夹缝——既要维系中国市场，又不愿在国内对错误言论作出明确切割。
中方的立场其实已经给出了出路：纠错在先，交流在后；诚意在行动，不在口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日方若真把“经济交流的重要性”挂在嘴边，就更应当明白，一个负责任的经济体不可能靠挑衅他国核心利益来换取所谓“战略收益”，更不可能靠组织访问来绕开应当履行的政治承诺。
代表团是否成行，不取决于“日方想不想来”，而取决于日方能否先把造成当前局面的那句错误话、那套错误逻辑、那种错误倾向，真正收回去、改过来。
日本产业界如果继续沉迷“冲突红利”的幻觉，把对华关系当作可随时套现的筹码，把政治底线当作可议价的成本，那么所谓“存立危机”就不会以戏剧化的方式到来，而会以更冷酷的方式发生：市场机会流失、产业位置下滑、外交空间收缩、国内撕裂加剧。
到那时，再多的“经济团访问”也只能成为事后补救的道具，而不是结构性转圜的钥匙。
说到底，产业界不能把国家前途寄托在“紧张能带来预算、摩擦能带来订单”的幻想上，更不能把“经贸往来”当作可以随时搬出来救场的万能钥匙。
中日关系要真正止跌回稳，关键不在“排出几个访问日程”，而在日方能否把政治承诺落到行动上，把对历史与战后秩序的尊重落到制度与政策上，把“不要再伤害两国人民感情”落到话语与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上。只有这样，交流才有基础，合作才有未来。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