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夏的一个黄昏，井冈山下起了阵雨。山脚的稻田里，56岁的石来发卷起裤腿，一边插秧，一边不时抬头张望公路。明天，他的母亲——那个在山上传了几十年的“红军女书记”——要回来了。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邻居们劝他多准备些菜，他却只说一句：“她不喜欢铺张。”

第二天中午，吉普车停在石屋前。曾志下车时，撑着把旧雨伞，动作缓慢。她的警卫本想搀扶，被她摆手拒绝。屋里桌上整整齐齐摆着八碗四盘，山鸡、豆腐、腊肉样样都有。石来发憨憨地站在窗边，小声招呼：“妈，菜都热乎着呢。”曾志看了几秒，没有落座，神情明显凝重。

这种凝重并非矫情。1928年冬，她就是在附近的密林里把刚满月的孩子托付给副连长石礼保，然后提起药箱随部队转移。那天夜色很黑，她没掉眼泪；可在此刻，一桌丰盛家常菜却令她感到沉甸甸的负担。

井冈山的风把人拉回往昔。25岁的曾志，当年背着药品翻山越岭，为红四军后方总医院找房找粮。她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遇到敌军堵截也不退。毛泽东见她气喘吁吁，笑着调侃：“小曾，你得学会先顾孩子。”她回敬一句：“革命要紧，娃娃也要紧，办法总有。”那股倔劲，后来在党内却出了名。

1929年随部队突围赣南，母子音讯隔绝。石来发被养父母带在身边，三年后养父母先后病故，孩子在山沟里靠讨饭捱了整整五年。直到1949年解放，土地改革分到三亩田，他才有了固定身份。村干部回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娘打仗去了，我不能给她丢脸。”

新中国建立后，曾志长期在华南工作。1952年，她乘军区招待车赴机场迎接一位外宾。就在停机坪旁，接到井冈山干部来电：“石来发已到广州，请示是否安排见面。”她放下听筒，沉默十多秒，对秘书说：“把会议推迟，我去车站。”母子久别重逢，只聊了两个小时。想给儿子找份城里工作？念头刚起，她就压了下去。

石来发在广州暂住半月，乡亲们纷纷揣测他会留下。然而，曾志递给他一张回程车票，语气平缓却不容置疑：“毛主席的儿子都在打仗，你守好井冈山的田，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他点头应是，背着半袋花生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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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四十年，两人通信寥寥。写信时，曾志留下的最多批注是“务农”“自食其力”“不准伸手”。有人觉得这位母亲苛刻，她的同僚却说：“越是革命的老兵，越怕搞特殊化。”

到了八十年代，中央分给曾志一套南长街四合院。她看完房子，一个上午就把钥匙退回组织，只留下四个字：“远离闹市。”警卫苦笑，外人纳闷，可她熟悉的人知道，曾志怕的不是噪音，而是优待。她把自己搬到城郊，日常出行靠公交，偶尔有人硬塞礼物，她必追到楼梯口让对方拿回。

1990年以后，井冈山迎来旅游热。石来发的孙子石金龙想进县城工厂，跑到北京求奶奶开介绍信。曾志听完，淡淡一句：“种田不丢人。”随即写信给当地政府：不得为本人及亲属安排任何迁户、转干之事。石金龙悻悻而返，村干部感叹：“老太太脾气还是那样硬。”

再说回1991年的那顿饭。曾志环顾四周，看到墙上挂着儿媳刚洗好的水稻种子，又看到堂屋角落几件补了又补的老衣服，终于开口：“少做两道菜，省点钱。”石来发腼腆地笑：“妈，难得您回来一次。”客套之外，双方都心知肚明：这张桌子不仅摆着母子情，也摆着井冈山老区几十年变迁的账本。

没吃几口，曾志放下筷子。儿媳想再添菜，她摆手拒绝。转而询问生产队分红、学龄儿童入学、山路维修等细节，一一记在笔记本。席间只出现一句短对话——“妈，再喝点鸡汤吧。”“留给孩子们。”语气平静，却叫在场的摄影记者按下快门。

1998年6月21日清晨，病房窗外梧桐飘絮。医生通知心电图停止跳动，87岁的曾志走了。遵遗嘱无讣告、无花圈，更无告别仪式。骨灰分出两盒，一盒陪陶铸静卧广州，另一盒由石来发带回井冈山。下葬那天没放鞭炮，只插小木牌：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十几张汇款单，多数捐给了寒门学子和福利机构。存折余额只剩两位数。她常对身边人说的话成了最朴素的注解：“给自己留够买药钱就行。”

有人不解，这位女将军为何对自己与亲属如此“吝啬”。一位曾与她共事的老秘书回答简短：“怕特权，比怕敌人还怕。”在那张未动几筷的饭桌旁，凝固的不仅是母子情，更是老一辈革命者对原则的最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