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冬，长沙营盘街的巷口一夜间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向振熙，这位在战火与离散中坚守了九十二年的老人，最终合上了双眼。噩耗传到北京，中南海灯未熄。毛主席提笔给大舅哥杨开智写下信札，寥寥数语，却句句沉重：“可与开慧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字里行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亲情债，也是保存在硝烟中的承诺。
信送出后，湖湘乡亲很快接到通知：安葬礼成，当以板仓棉花坡为址。当地百姓听说要把杨家母女合葬，自发清理山道，短短两天修出一条临时石阶。有人感叹：“向老太太一生清简，没想到最后的大事还是这么体面。”这一幕，恰好与1913年杨昌济学成返湘时的场景重合——同样的人声鼎沸，同样的木杖竹轿，只是当年的迎接，今日成了送别。
把时间拨回到一八九三年。平江板仓的清晨常被鸡鸣叫醒，向振熙十八岁，嫁给表兄杨昌济。两家原本就有通婚的传统，村口的老人形容那场婚礼：“没锣鼓，只闻书声。”新娘出阁时仅带了一箱书稿，足见书香门第的气味。日子清贫却自有讲究——夏天井水解暑，冬天芝麻茶暖胃，全靠她一双勤快手。
1903年正月，杨昌济辞乡东渡。船靠神户码头那天，他回头看岸，妻子领着三个孩子站在暮色里没吭声，只有杨开慧挥了小手。十年别离，向振熙既当母亲又充当“父亲”，白天纺纱，夜里教子女识字。洪灾那年她分粮救荒，邻乡老乞丐记住了这位面容清瘦的女子。杨开慧后来回忆，这些细节像钉子，一点点把自己钉进了革命的路。
1918年，全家北上。北大红楼里，毛泽东经常揣着一本《民报》借故来访。客厅热茶初上，向振熙递碟花生时，随口问：“小毛，湖南腔可别丢啊。”一句玩笑，却让初到北京的青年倍感亲近。杨开慧在父亲灵前许愿，要同这位来自韶山的师兄并肩。向振熙默许，还悄悄拿出丈夫友人凑出的“奠仪”——那是家里最后的积蓄，被女儿转给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钱不多，却解了燃眉。
长沙清水塘婚礼极简，两把藤椅、一盏煤油灯、六块银元的桌面。乡邻后来打趣：“那顿饭，吃出三座丰碑。”向振熙没去现场，却在板仓亲手给女儿缝了蓝布包袱，里边放着一双手织布鞋。她知道，真正的艰难才刚开始。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罩住湘赣线。毛泽东外出，杨开慧暗转多处，三个孩子交给外婆。棉花坡夜深风大，向振熙常抱着幼子轻拍，口中低念：“别怕，娘在。”1930年10月，叛徒告密，杨开慧被捕。狱中审讯官威逼利诱，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行刑前她托人带信，“勿告母亲，让她好好过年。”消息还是泄露。向振熙听完，只说了一句：“好女儿。”
三兄弟随后辗转上海、苏北，向振熙孤身留乡。几年间她在祠堂前摆设家塾，教村童识字算术；无人时便坐在杨开慧衣物前发怔。有人劝她入城避难，她摇头：“树有根，人有义。”直到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省里派专车迎接，她才踏出板仓老屋，临行用手摸了摸门框，轻声说：“回头再见。”
1950年，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托回来。祖孙一见面，先是愣神，随即热泪。老人摸着外孙肩膀，嗔怪道：“长这么高，也不提前写封信。”饭桌没开席，岸英坚持先去给母亲和外公扫墓。返京前，向振熙只提一个要求：借旧币十万，还乡亲帐。岸英当场答应。谁都没料到，这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朝鲜战场的炮火带走了毛岸英。官方电报没有送到板仓，毛主席也迟迟未告知岳母。每逢生日，她总推迟开饭，说外孙会来。“站着等，脚不累。”她这样对儿孙解释。毛主席只能加倍寄去生活费和信件，尽可能给予精神安慰。
1960年，老人九十寿辰。杨开慧堂妹带去主席贺礼两百元，向振熙收下后，转手捐给村里新建的水渠工地。她说：“修渠，来年稻子壮。”话很轻，却让在场干部心里一震——这位老人仍把他人冷暖放在前头。
两年后病逝，棺木从营盘街抬出，雨丝刚停，巷口已经站满自发前来的市民。有人描述那副场面：挽联简单，花圈朴素，唯有走在最前列的碑匾显眼——毛主席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落款“泽东”二字，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沉甸甸。
安葬礼结束，毛主席又写信叮嘱杨开智夫妇，不必北上谋职，工作应由湖南根据能力安排。外人不解，他解释：“亲是亲，政是政。”这种分寸感，让很多想搭顺风车的人知难而退。
如今，棉花坡的竹林依旧茂密。两座并排的墓，一小一大。石碑上那首“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词，既写给烈士杨开慧，也寄给那位忍痛活完余生的普通母亲。向振熙没进过庙堂，也没拿过枪，却在民族最危急的岁月里，以一己柔肩撑起了三个家——娘家、婆家、以及革命的家。她的选择，让“我们两家是一家”这句话不只是一纸家书，而是一段活生生的时代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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