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书学通论》教材研讨暨中国哲学研究生教学交流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该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家星主编，成功入选教育部首批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教材建设培育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祥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项目主任、编审祁传华，大中小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基地执行主任吴晓云，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人文学院副书记赵金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丁四新，聊城大学教授、研究生处处长唐明贵，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立林等一众嘉宾出席研讨会，围绕《四书学通论》及中国哲学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展开研讨。
“《四书学通论》教材研讨暨中国哲学研究生教学交流会”现场。重明/摄
如《四书学通论》的绪论中所言，“四书”自南宋以降，即逐渐获得与“五经”并列的地位，而且在思想和教育领域的优先性还凌驾于“五经”之上，元代形成了“四书五经”说，明清此说普遍流行。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包括经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普遍轻视，对经学的研究也十分薄弱。但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调整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政策，肯定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鼓励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诠释。为此，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活动现场，祁传华在致辞中表示，“四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其现代阐释与创造转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教材申报与编写过程中，编写团队始终坚守原创性、时代性、适应性原则，既溯源四书文本的经典意义，又引入新时代语境，挖掘其当代价值，力求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教育的一体衔接。”吴晓云强调，该项目是专家学者投身高质量教材建设的典范，实现了基地在教材建设支持体系上的全覆盖，是以教材形式传承文化、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作为《四书学通论》的编写者，许家星表示，学界关于“四书”的书很多，但是关于“四书学”的书非常少，只有日本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的研究》，因此，《四书学通论》有着填补空白的意味。“研究四书学要区分清楚论语学、孟子学、四书和四书学”，在许家星看来，四书学可以从宽和严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宽的标准看，凡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加以阐发、论述的文章、著作、论说皆可纳入之。无论是训诂抑或义理、长篇还是短札，甚至感悟之言，凡有意义和价值者，皆可纳入四书学，其时间范围是自此四本著作产生之日起，其空间亦不限于中国。从严的标准来看，四书学是经学发展到特定时期，即南宋朱熹那里才产生的一套新的经学系统。朱熹合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之作注，形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才标志着“四书学”的真正形成。其具体时间当在朱子晚年。在许家星看来，四书学是在完成回应佛老思想挑战，重建儒家经典体系和价值关怀的历史任务中完成的，对宋代以来的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林认为，《四书学通论》延续了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一书的学术理路，并把它拓展开来，对整个“四书学”的历史和思想学术内涵，做了全面的论述。李景林表示，经典系统的建构与思想的创造，是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我们今天讲‘五经’‘四书’。‘五经’的内容，偏在政治、礼制、历史；‘四书’内容，重在心性、教化、工夫……宋儒面对释老对儒家价值理念的冲击，旨在承续儒家道统，重建圣学教化之心性与形上学基础。所以，在经典上，由汉唐‘五经’转向以‘四书’，建构起一套以‘四书’为重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其思想指向，则由政治和历史转向心性与教育。在方法上，则由统合《易》《庸》的心性本体化思想进路，呈现出一套以太极、理气、理欲、性命、心性、格致等观念为内容的‘心性义理之学’。”
李景林进一步表示，“宋儒所建立的‘四书’经典系统，突出心性义理，重视个体心灵的工夫和教化，关注民间社会和个体德性人格的养成。因此，‘四书’这一经典系统，无论对于中国思想、哲学的当代重建，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素质的培育来说，宋儒‘四书’的经典系统，仍然有效，没必要对它进行刻意的改作，起码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从这个角度看，写出一部好的《四书学通论》教材，在高校落实‘四书’经典的教育，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祥俊围绕哲学与哲学史的写作展开了探讨。李祥俊说，“我们过去关注是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现在我们大多数做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它关注的首先是哲学和历史学科的问题。”李祥俊以中国哲学史为例，“中国哲学史也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一种是在历史当中的哲学，这个写法就非常不一样。”李祥俊直言，最近几十年，我们强调的是历史中的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全面性”，而中国哲学的历史，强调的是“通性”，这两者虽然都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但历史中的中国哲学往往跟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关联的更紧一点。从这个角度而言，李祥俊认为，《四书学通论》跟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要更接近一点。
《四书学通论》一书由四书学概述、朱子四书学、四书学基本论题、四书学文本诠释、四书学基本观念、宗教四书学、海外四书学七个专题模块构成，试图通过史论结合的论述，来具体呈现四书学的形成历史、核心思想、文化影响、现代意义。唐明贵表示，《四书学通论》首次将“宗教四书学”“海外四书学”作为独立专题，突破了传统四书学“中国中心”的局限——前者关注四书与佛、道、基督、伊斯兰的互动（如佛教以佛解儒、三一教诠释《论语》），后者覆盖朝鲜、日本、越南及西方的四书学传播，展现了四书学作为“东亚文明公分母”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提出“四书学是理学与经学的结合”：纠正了“四书学仅属理学”的片面认知，强调其“既是经学（注经形式），也是哲学（义理阐发）”的双重属性。
记者/何安安
编辑/何也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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