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盼……盼啊，爸对不起一个人……”
病床上，父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塞给我半块刻着梅花的木牌，“去……北大荒，红星农场……找一个叫‘红梅’的姑娘……”
我捏着那半块破木头，觉得荒唐。
父亲死后，我还是去了。
我找到了那栋红砖房，敲开门，准备说辞。
门开了，我却愣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父亲顾长河，快死了。
在市里最好的医院，那间充满了消毒水味道的、安静得让人心慌的ICU病房里，他像一棵被秋风抽干了所有水分的枯树，一动不动地，了无生气地，躺在那张白色的、冰冷的病床上。
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管子，花花绿绿的。
床边的那些仪器，滴滴答答地响着，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节拍器，在为他的生命，一下一下地，打着最后的拍子。
医生是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斯文人，他把我叫到走廊上，用一种很平静，也很公式化的语气告诉我，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回天乏术了，没几天了，让我准备后事。
那天下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精神，突然醒了。
他把我和我妈都叫到了床前。
他那双曾经很亮的、会写诗的眼睛，现在已经浑浊得像两颗蒙了厚厚一层灰尘的玻璃珠。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用一块洗得发白、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他把那个东西，塞到了我的手里。他的手，冰凉，干枯，像一段没有生命的树枝，上面布满了老年斑。
“盼……盼啊，”他的声音，像一台破了的风箱，呼哧呼哧的，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带着临终前的喘息，“爸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就一桩……对不起一个人……”
我打开那块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味道的手帕。
里面，是半块已经发黑的、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木牌。
木牌不大，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上面用很粗糙的、歪歪扭扭的手法，刻着一朵梅花。
“你拿着这个……”
他喘着粗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哀求的光，“去一趟……去一趟北大荒，红星农场……找一个叫‘红梅’的姑娘……把这个……还给她……”
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像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一下子就瘫软了下去，眼睛也缓缓地闭上了。
床边那台心电图仪器上，那条代表着心跳的绿色曲线，变成了一条笔直的、刺眼的直线，发出一声长长的、让人心悸的蜂鸣。
我捏着那半块冰冷的、带着一股怪味的破木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荒唐。
我的父亲，顾长河，一个在北京的某个机关里，当了一辈子老好人，喝了一辈子茶，看了一辈子报纸，谨小慎微了一辈子的男人。
他的世界，比我们家那个只有两室一厅的老旧房子，大不了多少。
北大荒？红星农场？
红梅？
这些词，听起来，像是某个遥远年代的，已经发黄的、充满了革命激情的黑白电影里的台词。跟我这个谨小慎微了一辈子的父亲，没有半点关系。
我妈也愣住了。她跟我爸过了一辈子，也吵了一辈子，也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这些。她只是摇着头，擦着眼泪，喃喃地说：“你爸……烧糊涂了……说的胡话……”
我把这件事，当成了我父亲临终前的胡言乱语，没有放在心上。
父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
来了几个他以前单位的、同样已经退休的老同事，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悼词，无非是些“老实本分”、“与世无争”之类的套话。
我把他安葬在了郊区的一片公墓里，跟我妈的墓地，挨在一起。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父亲和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都将随着他的骨灰，一起尘封。
直到半个月后，我帮着母亲，收拾父亲的遗物。
在他那个上了锁的、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的旧书箱底，我找到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着的、已经生了锈的小铁盒子。
盒子里，是一本日记，还有几封已经泛黄的信。
日记本的封皮，是深蓝色的硬壳，已经磨得起了毛边，边角都露出了里面黄色的硬纸板。
我打开了它。
一股尘封了几十年的、纸张和霉味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
日记里，记载着一段我从未听说过的，属于他的，也属于那个荒唐年代的青春。
上世纪七十年代，黑龙江，北大荒。一个叫“红星农场”的地方。
还有一个叫“姜红梅”的姑娘。
日记里，他亲昵地叫她“红梅”。
“今天，红梅又来我们知青点送自己家树上打的野山梨了。她把最大最黄的几个，偷偷塞给了我，还冲我眨了眨眼睛。她冲我笑，牙齿真白，像雪。”
“我给红梅拉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听不懂歌词是什么意思，但她听得很认真，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她说，这洋曲子，比村里二叔公办丧事时吹的唢呐好听。她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亮得吓人。”
“红梅说，她喜欢我。她拉着我的手，跑到了宿舍后面的那片白桦林里。天上的月亮，真圆，真亮，像个大银盘。我抱着她，她身上有股好闻的皂角味。我们说好了，等运动结束，我就带她回北京，吃烤鸭，逛天安门。”
日记的最后一页，停在了1976年的秋天。
那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非常潦草，像是匆忙中，用尽全身力气写下的。
“等我，我安顿好就回来接你。”
我合上日记本，感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堵住了，又酸又胀，说不出的难受。
我，顾盼，一个在北京开着不大不小的公司，每天跟各种各样的人精打交道，习惯了用利益和得失来衡量一切的都市金领。
我第一次，对那个我一直觉得窝囊、无趣、一辈子活得像杯白开水的父亲，产生了浓厚的好奇。
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我把公司所有的业务，都交给了我的副手。
我要去一趟北大荒。
去那个叫红星农场的地方，找一找那个叫姜红梅的姑娘。
我不是为了完成什么狗屁的临终遗愿。
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能让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如此念念不忘。
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又换了半天的长途汽车，才终于到了那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红星农场”。
这里，早已不是我父亲日记里那个“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荒蛮之地了。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红砖房，宽阔笔直的水泥路，远处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是正在作业的、发出巨大轰鸣声的现代化联合收割机。
这里，更像一个规划整齐的、巨大的现代化农庄，空气里都带着一股丰收的、土地的厚重味道。
我拿着那半块梅花木牌，和“姜红梅”这个名字，开始了我大海捞针般的寻访。
但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农场的年轻人都很热情，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开着小汽车，对几十年前那些老知青的故事，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
“姜红梅？没听说过啊。我们这姓姜的倒是不少，但没听过叫这个名字的。”
“老知青？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记得。你得去问问那些老头老太太。”
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听到我是从北京来，要找一个叫姜红梅的老知青时，眼神都变得有些奇怪。
那是一种混杂着戒备、警惕，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和怜悯的眼神。
他们要么摆摆手，说不知道，要么就含糊其辞，说记不清了，把我支开。
“小伙子，那么多年的事了，谁还记得清啊。”
“你找她干啥呀？都过去了。”
我在偌大的农场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了两天，逢人就问，却一无所获。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买票回北京的时候。
我在农场中心，一家还保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格的老国营商店里，买水喝。我无意中，又向那个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头发花白的老店主，提起了“姜红梅”这个名字。
老店主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
他抬起头，那双因为常年喝酒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半天，仿佛要从我的脸上，看出朵花来。
然后，他指了指商店外面的一个方向，压低了声音说：“小伙子，你要是真想找梅姨，就别到处瞎打听了。你去场部那排老房子里，找退休的梁场长。这事，整个农场，只有他能跟你说清楚。”
“梅姨？”我愣了一下。
“就是姜红梅。”老店主说完，就低下头，继续打他的瞌睡，再也不理我了。
我按照老店主的指引，找到了那排据说快要拆迁的老房子。
那是整个农场里，唯一还保留着当年样貌的几栋苏式红砖楼，墙皮斑驳，窗框掉漆，在周围新建的楼房的映衬下，像几个迟暮的、跟不上时代的老人。
我在一栋楼的门口，找到了梁场长家。
开门的是一个七十多岁，但身体还很硬朗的老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但腰板挺得笔直，身上有股军人特有的气质。
他就是梁军，红星农场的老场长。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
当他看到我手里那半块梅花木牌时，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像老树皮一样的脸，瞬间就僵住了。
他把我让进屋，没有说话，而是从一个老旧的木柜子里，拿出了一瓶装在白色瓷瓶里的、没有任何标签的高度白酒，给我倒了满满一杯，也给他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那是一种能装三两白酒的大玻璃杯。
“喝！”他端起杯子，看着我，一饮而尽。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那杯火辣辣的、呛得人眼泪直流的白酒，一口气灌进了喉咙。
酒很烈，像刀子一样，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喝完酒，梁军点上了一支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忽明忽暗。
然后，他缓缓地，给我讲述了那段被尘封在北大荒这片肥沃而又冰冷的黑土地上，四十多年的往事。
当年的我父亲，顾长河，是他们那批从北京来的知青里，最出挑的一个。
人长得白净，斯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像个来种地的，倒像个教书先生。他还会拉手风琴，会写诗，不像他们这些只知道抡膀子干活的庄稼汉。
而姜红梅，是他们农场里，最漂亮，也最泼辣的“一枝花”。人长得水灵，眼睛会说话，性子也烈，像一朵带刺的红玫瑰。
一个是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一个是热情似火的东北姑娘。
两个人，就像干柴遇上了烈火，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黑土地上，不顾一切地，爱得轰轰烈烈。
他们躲着场部的领导，在齐腰深的草甸子里约会，在结了冰的江面上滑冰。
我父亲教她普通话，教她读普希金的诗，给她讲北京城里的故事，讲天安门，讲王府井。
她教我父亲怎么挖菜窖，怎么辨认哪种蘑菇能吃，怎么在零下三十度的天里不被冻掉耳朵。
那块梅花木牌，是他们定情的信物。是我父亲用一截珍贵的桦木，用一把小刀，亲手刻的。一分为二，一人一半。说好了，以后这就是他们相认的凭证。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我父亲获得了可以返城的名额之后。
当时，他和姜红梅的关系，已经被场部的领导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对回到那个繁华的大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面前，年轻的、性格里带着天生懦弱和犹豫的顾长河，选择了退缩，选择了逃避。
他不辞而别。
在一个起了大雾的清晨，他背着他那架宝贝手风琴，像个小偷一样，偷偷地，逃离了北大荒。
在临走前，他将那块象征着他们爱情和承诺的梅花木牌，用力掰成了两半。
他把其中一半，托一个相熟的知青，转交给了还在睡梦中的红梅。
自己，则带着另一半，和一份沉甸甸的愧疚，逃回了北京。
听完老场长的讲述，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我既鄙夷我父亲当年的懦弱和不负责任，又对那个叫红梅的姑娘，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那……她后来怎么样了？”我沙哑地问，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干得发疼。
梁军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把已经烧到手指的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
“还能怎么样？你爸走后，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场部要给她处分，周围的人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说的那些话，难听得很。那段日子，苦啊。”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的光。
“后来……唉，后来嫁给了场里的一个开解放卡车的司机，也算是有了一个归宿吧。那司机是个退伍军人，老实人，对她不错。”
他告诉我，姜红梅现在是农场小学的退休校长，大家都尊称她“梅姨”。她就住在不远处，那排新建的、给退休干部住的红砖房里。
我拿着梁军给我写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房子。
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带着一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干净整洁的小院子。院子里很安静，种着几株已经落光了叶子的白桦树，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挺拔。
我站在门口，平复了一下自己复杂的心情。
我不知道待会儿见到她，该说些什么。
是替我那个懦弱的父亲道歉？还是把那半块木牌还给她，了却他最后的心愿？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抬起手，敲了敲那扇漆着绿色油漆的木门。
敲了三下。
里面，没有动静。
我又加重了力气，敲了三下。
这次，里面传来了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从里面被拉开。
顾盼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在看清开门人的一瞬间，全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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