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流放路上的隐秘生意：为何女囚成了衙役眼里的“行走提款机”？
乾隆二十二年，顺天府班房里为了两个去宁古塔的名额，差点动了刀子。
按理说，去那地方单程三千里，冬天零下四十度，稍微不留神就冻成冰棍，是衙门里公认的“鬼门关”。
平日里衙役们遇到这活儿，那是能躲就躲，装病都不稀奇。
可这回不一样，大家跟打了鸡血似的抢破头。
原因很简单：押送名单上是个女的，还是刚抄家的侍郎家眷。
在老衙役眼里，这哪是去受罪，简直就是去提款。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那个滤镜摘了。
电视剧里那种流放，犯人还能跟差役谈笑风生，那纯属扯淡。
在古代，流放其实就是慢行版死刑。
尤其是去宁古塔这种苦寒之地，能活著走到那儿的，十个里面也就五六个。
但对于负责押送的解差来说，这就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生意。
他们手里的杀威棒，与其说是刑具，不如说是验钞机。
咱们先算笔账。
那时候的衙役，地位极低，属于“贱籍”，工资更是少得可怜，一年也就6两银子左右。
这点钱，也就够买几石米，养家糊口根本不够。
所以，衙役全靠“灰色收入”。
但不是所有的流放都能捞油水。
你想啊，要是摊上个梁山好汉那种强盗，这一路上你还得提心吊胆，生怕半夜脑袋搬家；要是押送那种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那更是倒霉催的，这一路几千里，吃喝拉撒搞不好还得衙役倒贴钱。
万一犯人饿死了，回去还得挨板子、写检查。
最怕遇到那种病秧子，半路上一命呜呼，解差还得背锅。
所以当时衙门里有句话叫“宁挨三十板，不走流放路”。
但这规矩，遇到女囚就失效了。
因为女囚这生意，它是真的暴利。
首先是“门票钱”。
古代女的犯罪几率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判流放这种重罪的，基本都是被父兄或者丈夫“连坐”的。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这些女囚，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或者是富商的太太。
虽然家里倒台了，但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亲戚朋友的关系网还在，私房钱可能还藏着点。
这就是衙役们最眼馋的环节。
女眷身体娇贵，这种几千里的长途跋涉，还要戴着几十斤的枷锁，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到终点。
家里人为了保命，那是砸锅卖铁也要打点。
这哪是押送犯人，分明就是一场昂贵的私人保镖服务。
据清代档案里一些零碎的记载，有时候这一趟下来的“打点费”，能有几百两甚至上千两银子。
要知道，当时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才45两。
这一趟差事跑下来，那是真的能在老家盖房置地，直接跨越阶级。
收了钱，那服务就到位了，不仅能雇马车代步，甚至还能好吃好喝供着，把流放搞得跟搬家旅游似的。
但这还算是“有良心”的交易。
更黑的在后面。
如果这女囚家里实在没钱了，或者亲戚都躲得远远的，那这事儿就变味了。
在漫长的流放路上，离开了京城，进入荒无人烟的地界，法律就是张废纸，解差就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土皇帝。
这时候，女囚就不再是人，而是“资源”。
那时候也没什么监控，路上发生点啥，全凭解差一张嘴。
对于那些有点姿色的官家小姐，解差不仅能在路上解决生理需求，把她们当成排遣寂寞的工具，更可怕的是把她们当“商品”卖了。
明清笔记里有不少这种隐晦的记载。
有些心黑的解差，走到半路，看这女囚榨不出油水了，转手就卖给人贩子，或者卖给当地娶不上媳妇的光棍。
回去就报个“水土不服病亡”或“半路逃逸”，上面也不会真的去查一个流放犯的死活。
在那个年代，这种操作简直就是“无本万里”。
这就不仅仅是贪财了，这是一种变态的权力展示。
你想想，这些衙役平时在京城里，见到这些官太太那是得低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的。
现在风水轮流转，曾经高高在上的人落到了自己手里，那种报复性的心理是很恐怖的。
不仅是大钱，连小钱他们也不放过。
这就是所谓的“吃拿卡要”。
女囚体力弱，路上想喝口热水？
给钱。
想吃个馒头？
拿首饰换。
想多穿件衣服？
把藏着的玉镯子交出来。
到最后，很多女囚身上稍微值钱点的东西，甚至连贴身的衣物，都被搜刮得干干净净。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说白了就是制度烂透了。
流本来是国家刑罚，是为了惩罚罪恶，结果在那个腐朽的体系下，变成了一条血淋淋的产业链。
女囚的命运，完全不看法律怎么判，全看家里还有多少钱，以及那个押送的解差还有没有人性。
我看过《履园丛话》里记的一件事，看着特揪心。
有个县令的小妾被发配，押送的差役半夜里逼迫她，这位曾经养尊处优的女子受不了这个侮辱，最后上吊自杀。
史书上也就那么寥寥几笔，但这背后是多少人的绝望啊。
从大历史看，这也算是王朝末期的一个缩影。
当最底层的执法者都开始明目张胆地把公权当生意做，把人命当筹码玩的时候，这个朝廷的根基其实已经空了。
那些抢着去押送女囚的衙役，可能觉得自己赚翻了，其实他们是在挖这个帝国的墙角。
现在我们翻看历史书，看到“流放”这两个字，别只觉得是地图上的一条线。
那条线下面，埋的都是血泪。
那个时代，把人变成了鬼，把鬼变成了更贪婪的魔。
参考资料：
那个上吊的小妾，档案里最后只冷冷记了两个字：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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