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301医院的病房灯光昏暗。
一位老人靠在床头，双眼布满血丝，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护士实在看不下去，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摆摆手，说：“不是病，是事儿……跟毛主席有关。”
这事儿听起来寻常，其实不简单。
当时是1979年，毛泽东逝世三年，文革刚结束，全国上下都在试图“拨乱反正”，但“怎么说毛主席”这个问题，谁都不敢轻易开口。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找来了黄克诚。
说起来，黄克诚已经沉寂了快二十年。
他是老红军，打过长征，抗战时带着新四军3师闯东北，解放战争里打得很凶。
建国后当过总参谋长，是军中响当当的人物。
但1959年庐山会议，他因为直言反对浮夸风和军中特权，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从那以后，沉默、边缘、甚至被遗忘。
一直到1976年，夫人唐棣华实在放心不下黄克诚的身体，写信求助陈云。
陈云看完信，没多说，就一句：“这件事我来办。”
结果是，中央批示让黄克诚回京治疗。
年底，他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301医院。
那时候他身体没几斤肉，牙齿掉得差不多了，眼睛也快看不清了。
一只已经失明，另一只情况也不乐观。
医生李炎唐是那会儿的主治医师。
第一次见面，黄克诚穿着灰布中山装，坐得笔直，话不多，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咳得厉害，发烧。”李炎唐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人虽然瘦，但气场一点没变。
病情其实不轻，医院建议手术。
家属很快就签了字。
术后恢复得不错，李炎唐常去看看他。
两人慢慢熟了，有时候也聊点家常。
黄克诚记性特别好，哪个老战友哪年参军、在哪儿打仗、升了什么职，一清二楚。
不过这次来医院，不是为了治疗，而是因为中央要开会，找他谈话。
不是普通谈话，是让他讲讲对毛主席的看法。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事。
那时候，谁都知道这问题绕不开，但谁都小心翼翼。
毛主席地位太高，说一点不是，不小心就可能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但如果什么都不说，又难以推动接下来的改革。
这个时候，黄克诚的身份就显得特别微妙。
他不是“造反派”，也不是“既得利益者”，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沉默的中坚”。
他讲的话，分量重，而且可信。
可讲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三天三夜，他翻着过去的文件，回忆那些年的战斗和争论，怎么说，怎么不说，全在斟酌。
李炎唐后来问他怎么不睡觉，他说：“他们要我谈毛主席，我得想清楚再说。”
会那天，他站起来，语气平静，没有夸张，也没有回避。
他讲毛主席的功绩，从抗战到建国，从土地改革到国家重建，讲得一条一条。
最后一句话很重，也很实在：
“谁敢说自己比毛主席还伟大，那是在开历史玩笑。”
这句话后来在内部传得很广。
有人说他保守，也有人说他太实诚。
但不管怎么看，这场讲话，成了那个阶段党内重新评估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要参考。
会后不久，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接着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
虽然陈云是第一书记，但年岁已高，真正主持工作的，是黄克诚。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党风。
他说得直接：“老百姓骂干部搞特殊，不是没道理。
我们要听他们的声音。”
他不是喊口号的人。
他性格硬，说话少，做事快。
规章制度一条条订，执行起来不留情面。
很多老同志都说，黄克诚是“最不怕得罪人的纪委书记”。
可身体毕竟不行。1980年代初，他又住进301。
李炎唐去看他，发现他还是睡不好。
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摇头，说：“不是病，是想事——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时间可浪费？”
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可还是每天关注部队的事、国家的事。
护士劝他多休息，他反而安慰别人：“你们理解我，一个老兵，能做一点是一点。”
1985年他退出一线，老部下劝他出去走走，他摆摆手：“我一出门，车、警卫、接待，都是负担。
算了，不出去。”
1986年12月28日，11点15分，黄克诚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去世那天，301医院门口来了一批老兵，有的穿着旧军装，有的拎着水果。
有人站在门口，看了半天，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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