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夜，北京城灯火通明，天安门广场的礼花仍在半空炸开。公安部刚刚布置完新的警卫条例，中南海的岗哨一律升级，任何携带武器的军人都须登记，这成为保卫党中央的铁律。
1950年初春的一天，西门岗哨突然响起刺耳的口哨，一位军装笔挺的少将被拦在门外。他背着急救挎包，腰间别着一支勃朗宁手枪，神情淡定。警卫员照章办事：“少将同志，枪需要寄存。”少将抬腕看了看表，沉声回应：“有紧急事务，必须立刻面见主席。”哨兵并不松口，双方僵持了三分钟。电话那头的毛泽东听完汇报，笑声由远而近传来：“是李治？告诉他们，带刀子都让进！”
毛泽东为何给出如此特殊的通行令？答案埋在十九年前赣南的春泥里。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在瑞金黄沙村的临时病房里见到一个瘦高的年轻医生——李治。当时他正给重伤员作清创，额头汗珠不断往下滴。毛泽东在门口站了片刻，转身向贺诚低声问：“新来的？”贺诚答：“前月俘虏，医科高才生。”一句“医科高才生”让毛泽东眼前一亮，随即把李治叫到屋外，几句家乡话聊得热乎，情分就此种下。
李治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本想在南昌开小诊所讨生活，无奈时代风雨骤急，他被卷入张辉瓒部。1930年冬，东固大捷后随军被俘。红军医院急缺专业军医，李治在战俘营里目睹红军对百姓的态度，当夜便答应加入。此后他在前沿救护所、战地手术台间穿梭，被战士们喊作“大金刚”。
两年后，中央红军突围长征。1935年3月，川滇交界的五里排上空骤然响起轰鸣，一架敌机俯冲扫射。贺子珍掩护伤员，被爆炸波及。李治扑到她身边，探颈、测脉，判定尚有生机，随即在草丛里展开简陋手术。夜色降临，干休连火堆旁血迹尚温。翌晨，毛泽东赶来，一把抓住李治的手：“交给你，我放心。”这种信任，被后人视为“步枪与止血钳的约定”。
同年深秋，乌蒙山腹地。周恩来突发高热、右上腹胀痛，确诊为肝脓肿。药品稀缺，转后方不可能。李治咬牙提出穿刺引流——一针刺进肝区，引出黄褐色脓液。邓颖超仅说了一句：“请你尽力。”两小时后，脓腔被彻底排空，周恩来生命得以保全。战士们私下议论：“大金刚又把总理从鬼门关拽回来了。”
延安时期，李治感染肺炎，一度高烧不退。毛泽东亲自探视，回到窑洞便让卫士挑了一篮鸡蛋送去，并在纸条上写下五个字：“李治不能死。”抗日烽火烧到陕北，鸡蛋几乎是奢侈品，这件小事在医护口中流传许久。也正因此，谁都知道李治有“特许通行权”，但他从未滥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治奉命到南京筹建军事学院卫生部。检查一通，他发现手术灯、无影灯、显影机全都欠账，预算薄得像蝉翼。刘伯承校长半开玩笑：“跟我要钱？我比你更穷。”众人商量，只有一个办法——进京面见中央。于是才有了那一天，少将带枪站在西门哨卡前。
进入丰泽园的小客厅，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让警卫撤走手枪，摆手说句“坐”。他先聊李治身体，再问家中老母可好，话锋一转：“学院缺什么？”李治抬手比了个“三”，旧币三千万。毛泽东放下茶杯：“加个零，够不够？”一句“加个零”，解决了军事学院卫生部全部器材与药品的缺口。临别前，他提醒：“器材要买最好的，用在学员身上，别心疼钱。”
1955年授衔，李治佩戴少将领花。那一年，他主持的军事医学研究室通过了总参评估，野战救护器材列装全军。1960年代初，卫生网点向边疆部队延伸，李治主笔的《简易手术及战创伤处理》成为军医口袋书。外界盛赞“大金刚”，他摇头：“都是毛主席那一句‘带刀子也让进’给了我底气。”
1980年冬，李治因病逝世。档案室的调令、批条、医案厚厚一摞，最上面仍是那张发黄的便笺，上书“李治不能死”。纸张已脆，可墨迹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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