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是乾隆四十七年，江南一带刚下完一场雨，街上湿漉漉的，青石板泛着冷光。
苏州城外一个叫蒋家浜的小村子，村口那家姓陆的人家，突然来了两名穿着蓝布袍的牙婆。
她们没带太多行李，只背着个竹篓，里面放着几张写好的契纸和一小袋碎银子。
陆家是村里出了名的穷户。
男人早年间因病去世，留下寡妇带着三个孩子熬日子。
大儿子刚刚十岁，整天在田埂边抓田螺换几个铜板。
小女儿才五岁，饿得脸都瘦脱了形。
那天来的牙婆说话倒是挺客气：“我们这边正好有一户人家要收个家生丫头，年纪越小越好养，价钱也公道。”
陆家寡妇抱着女儿没说话。
她坐在灶门口，手指不停地搓衣角。
牙婆看她不吭声，也不催，只是轻声说：“五两银子，现钱。
再迟几天，可能就没有这样干净的人家收了。”
说到底，也没什么选择。
不卖，几口人都得饿死。
卖了，起码还能活下去。
那天傍晚，小女孩被带走了。
她的名字没人记得了，只知道牙婆在契纸上写的是“陆氏家女，年约八岁，愿为丫鬟，卖身终身”。
那张契纸后来留在了买家府上的账本里，跟柴米油盐写在一块儿。
旁边还备注了一句：“容貌尚可，听话。”
这就是“丫鬟”的来历之一。
不是被挑选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
说起来，清朝那会儿买卖丫鬟的事儿，并不算稀奇。
尤其是在江南这一带，家家户户讲究排场，稍微有点家底的都要雇几个“人手”，不然连亲戚都瞧不起。
更别说那些官宦人家，买丫鬟跟屯粮差不多，是身份的象征。
价格也不固定。
和平年间，漂亮一点的十几二十两银子不算贵；战乱时，五两银子就能买个年幼的。
买回来干什么？干活是最基本的。
洗衣、烧饭、喂鸡、带孩子，什么都要会。
可有些人家，买丫鬟不光是为了这些。
有一位姓沈的老爷，家在杭州。
他家的账册上，乾隆五十年那页，写着“购婢一名，十七两，面清秀，年十三”。
旁边还夹了一张小纸条，是他吩咐管家写的：“养两年，调教得法，可作房用。”
“房用”两个字，在那年头不稀奇。
意思就是，等女孩长大一点，模样再好看些，就可以“进房”。
不是成亲，不是正妻，而是小妾。
她们的命运，往往从进门那一刻就注定了。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翻身”。
大多数丫鬟这一生连姓氏都不能保留，更别说自由。
她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一年到头只有寥寥几个时辰能歇下来。
生病了也得硬扛，受了委屈更不能说。
要是惹了主人不高兴，打骂是轻的，有的甚至活活打死。
京城有个案子，光绪年间的事儿，顺天府衙门立过卷。
一户姓高的人家，因为丫鬟端茶慢了半刻钟，被老爷一脚踢翻，撞在门框上，当场毙命。
高家人花了二十两银子和一箱贡茶，事情就压下去了。
死者的名字也没人记得，只在案卷上写着：“婢，年十五，未婚。”
当然也有例外。
有些丫鬟聪明伶俐，讨得主母欢心，最后得了赎身纸，出去嫁人。
还有极少数的，被主家收作义女，甚至送去读书。
但这种事儿就像天上的星星，数得过来。
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制度毫无怨言。
到了清末，有些地方官已经开始呼吁限制人口买卖。
可那时候朝廷自身都风雨飘摇，谁还顾得上这些下人。
等到民国初年，新法出台，才正式废除了买卖契约。
但在乡下，一些旧习惯还是悄悄延续了下去。
更讽刺的是，同样是那个时代，北京城里的太学生在读《孟子》讲仁义道德，江南的商人却在牙行里砍价买人。
一个讲“人之初，性本善”，一个在问“这孩子听话不？能干活不？能不能进房？”两种世界，就在同一片土地上。
说到底，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
这是那个时代的常态，是一整个社会结构的投影。
后来那些契纸，大多被烧掉了。
没人愿意留着那样的东西。
但偶尔在旧账本、祖屋的墙缝里，还能翻出几张发黄的纸、一两块锈蚀的银子。
模糊的字迹，写着“终身为婢”“不得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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