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北京。
那天河边风不大，水面很平。
一个穿着旧呢子大衣的女人在护城河边站了很久。
邻居说，她那天没吃早饭，出门前也没说话。
等黄维散步回来，才听说——蔡若曙，跳河了。
当时的人都还记得，那一年正是“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刚刚结束没多久。
黄维刚从功德林出来，还没从几十年的囚禁中缓过来，家里也还没收拾妥当。
可没多久，他的妻子就走了。
这一走，什么都没留下。
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这事儿说起来太沉了。
但也太真实。
要说蔡若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还得从头说起。
她原本是个特别出挑的姑娘，1933年在杭州的一场舞会上，第一次见到黄维。
那会儿她才17岁，是蔡仲初的女儿，杭州军政系统里有名的大小姐。
黄维29岁了，已经是国民党军中少见的年轻副师长。
蔡若曙喜欢他，不是因为他风趣幽默——相反，黄维话少，脸也板着，但她就觉得这人有分寸，稳得住。
那种不声不响的自持劲儿，在那个年代，很稀罕。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婚礼就在杭州办的，热热闹闹。
那时候正是战前几年，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黄维不在前线的时候，两人常在西湖边散步。
蔡若曙穿旗袍，撑着伞，黄维提着书，走在她身边。
那时候的人 个个都有骨气，也都有盼头。
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黄维被派往德国陆军大学深造。
说是“深造”，其实是为了学现代战争理论，回国后能更好地打仗。
蔡若曙没犹豫，跟着去了德国。
那会儿中国大后方已经开始吃紧，她却选择离开家人，和丈夫一起走。
不是因为浪漫，而是信得过他。
在德国那几年，两人生活相对安稳。
可战争的阴影始终没离开。
黄维一边读书，一边关注国内局势。
蔡若曙在当地教会学校帮忙，也时不时给国内的家里写信。1940年前后，他们回国了。
回国后不久，黄维就被调去指挥作战。
一直到1948年，他带着部队去淮海战场。
蔡若曙当时其实有过犹豫——她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家里又乱，她觉得丈夫这次可能回不来了。
黄维没多说什么，只是说国家需要他。
结果没想到。
真的没回来。
1948年底，黄维在宿县被解放军俘虏。
国民党那边对外宣称他“英勇殉国”。
蔡若曙当时人在台湾，听了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懵了。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全靠亲戚接济。
可是她始终不信黄维真死了。
她太了解他了，这人命硬，脑子清醒，不会轻易送命。
1950年前后，她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带着孩子回大陆找他。
这事儿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国府将军之妻”，主动回大陆找“叛国者”，一路从台湾绕到香港，再从日本借道回上海。
她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住在单位分的老楼里，孩子上学，她自己查资料、写信、打听消息。
那段时间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偶尔听到消息也是支离破碎的。
太难了。
真的不容易。
后来她终于得知，黄维被关在北京功德林。
可是人病得不轻，肺结核严重，见面都不让见。
那时候功德林的管理非常严格，战犯的家属探视得层层审批。
她写了几十封信，终于等到一次见面的机会。
那次见面在1958年，地点是狱中食堂。
黄维穿着灰色囚衣，头发花白，人瘦得厉害。
蔡若曙带了一点从南方带来的茶叶和点心，坐在对面给他倒水。
“你该听劝了。”她低声说。
黄维没说话，轻轻摇了摇头。
“你不认错，他们不会放你出去。”
“我没错。”他说，“打仗是军人职责。”
“可你现在不是军人了。”她说，“你是丈夫，是父亲。”
气氛一度沉默。
那顿饭没吃完，她就离开了。
后来她又去过几次，每次都劝，每次都失败。
特赦名单一批批公布，她一次次查找，一次次失望。
精神开始出问题，做噩梦，出现幻觉，整宿整宿睡不着。
她不是不坚强。
只是撑太久了。
1975年，黄维终于获得特赦。
那天北京下着小雪，蔡若曙穿着旧呢子大衣站在监狱门口，看着丈夫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一刻，她等了27年。
可等来的，不是幸福。
黄维出来后，生活并不适应。
一生戎马，突然归于平淡，在家里也显得格格不入。
他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蔡若曙的精神状态更糟，经常疑神疑鬼，总觉得丈夫又要“走了”。
两人几乎没有正常的交流。
1976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她走出了家门。
再没回来。
黄维从此不愿再提起她。
后来有人采访他，他只说了一句：
“她比我勇敢。”
黄维晚年写了很多文章，谈两岸、谈家国、谈统一。
有人说他是在赎罪，也有人说那是他最后的坚持。1989年，他在北京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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