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丞相是李善长，这位被朱元璋比作“萧何”的开国功臣，堪称明初文臣之首。他跟着朱元璋打天下时，负责筹措粮草、制定法规，明朝建立后的诸多制度礼仪，都是他牵头制定的，功劳足以排在开国六公爵之首。

朱元璋甚至赐给他免死铁券，承诺“除谋逆外可免死两次”，可这份免死承诺最终成了空头支票。晚年的李善长因牵连胡惟庸案，77岁高龄被赐死，全家70余人惨遭族诛，那张免死铁券没能护住他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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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武将，他常年统兵在外征战，虽然被任命为右丞相，但更多是荣誉性挂职，中书省的日常事务基本不参与。

史书记载徐达最终病逝，但民间一直流传着“赐蒸鹅毒死”的说法，即便此事无确凿史实依据，也能看出开国功臣在皇权之下的步步惊心。相较于其他几位，徐达的结局已算体面，但仍难逃后世对其死因的争议，算不上真正的善终。

第三位是杨宪，曾被任命为左丞相，他更像是皇帝安插在朝中的“眼线”，专门负责监督百官，放在后世就是锦衣卫式的人物。

杨宪办事干练，却心胸狭隘，掌权后一门心思扳倒李善长等重臣，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最终触怒了朱元璋，后来被李善长弹劾“放肆为奸事”，直接被下令处死，成为五位中最先殒命的一个。

第四位是汪广洋，这位元末进士出身的丞相，曾被朱元璋称赞为可比张良、诸葛亮。

可当上丞相后，汪广洋深知伴君如伴虎，为了自保选择明哲保身，遇事从不主动进言，多次被朱元璋斥责“不作为”。

最终朱元璋以“朋党欺君”为由，认定他当初不揭发杨宪的阴谋，被赐死，这位有谋略的臣子终究没能靠隐忍躲过杀身之祸。

第五位，也是明朝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他的结局最为惨烈，也直接导致了丞相制度的终结。

胡惟庸掌权后逐渐忘乎所以，不仅私下处理政务不汇报，还结党营私、独断专行，最终被朱元璋安上“谋逆”的罪名。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灭三族，此案牵连被杀者多达三万余人，这就是明初著名的“胡惟庸案”。

随着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直接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复立丞相，延续一千六百多年的丞相制度就此落幕。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这五位丞相或功高盖世，或小心谨慎，为何没有一个能善终？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一个，皇权与相权的不可调和，以及朱元璋对权力的极致掌控欲。

朱元璋从乞丐一路逆袭成为皇帝，深知权力的来之不易，也极度忌惮有人分权。

在他看来，丞相制度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手握行政大权，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君弱相强”的局面。

更关键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让朱元璋忧心忡忡，他担心年幼的皇孙朱允炆继位后，无法驾驭这些功高盖主的丞相和功臣，为了给子孙铺路，他必须提前清除所有潜在威胁。

当初朱元璋曾向刘伯温请教丞相人选，刘伯温明确表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都不适合，可朱元璋偏偏坚持任用他们。

这并非朱元璋刚愎自用，而是他早已布下的大局，故意让这些有缺陷的人担任丞相，等他们犯错（甚至制造罪名），再名正言顺地将其铲除，最终达到废除丞相制度、集中皇权的目的。可以说，这五位丞相从被任命的那一刻起，就成了朱元璋巩固皇权的“棋子”，他们的悲剧早已注定。

随着丞相制度的废除，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朱元璋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内阁制度逐渐演变成“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局面，终究还是走向了另一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