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贵州石阡有个叫困牛山的小地方。
那时候，没人会想到，这座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山崖，会在70年后，成为一段消失历史的突破口。
事情的起点，是一张老旧的地方档案。2001年春天，一个叫杨又铸的党史研究员，在整理石阡县的民国《地方治安纪要》时，发现了一行字：“共军两股经困牛山，一东窜，一南匿。”那会儿没人太当回事，但他盯着那几个字发了好久愣。
因为几十年来，关于红军五十二团神秘失踪的传说，一直没有确切答案。
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历史里的整整一个团，怎么想都不寻常。
可偏偏，这行字和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那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境内突围，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力从出发时的五万人锐减到不到一万。
敌军三万精锐，装备精良，步步紧逼。
那时候，红军已经走到了生死关头。
五十二团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断后。
也就是说，他们要留下来，拖住敌人，为主力争取突围时间。
团里大概还有八百人。
指挥官是田海清，年纪轻轻才26岁，江西人，打仗不要命。
师长叫龙云，老资格，打过多次硬仗。
两人都知道这次留下意味着什么。
田海清当时只说了一句：“命是大家的命，仗是必须打的仗。”
他们选中了困牛山。
那地方地形诡异，一条小路通山，四面几乎是悬崖。
进得去，出不来。
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守。
10月15日凌晨，五十二团进入困牛山，开始布防。
他们把仅剩的几箱手榴弹分成一人一颗，用刺刀挖掘浅浅的掩体。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一仗打完，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
中午，敌军到了。
最前面不是士兵，是百姓。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被迫拿着锄头镰刀，像盾牌一样推上山道。
那一刻，红军阵地里一片死寂。
机枪手放下了枪，眼眶通红。
“不能开枪，那是咱老百姓。”田海清咬着牙说。
龙云沉默了一会儿，下令：“全体后撤，退到二线阵地。”
他们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北侧悬崖。
那时候，全团只剩下不到半数，子弹每人不超过五发。
前线的土路上，血迹一片，草丛里还有来不及收走的钢笔和水壶。
当天夜里，田海清和龙云靠着一块大石头坐下。
火光照着两人的脸，灰里透红。
田海清说，“师长，你带人突围。
我留下。”龙云没说话，点了点头。
半夜，山顶突然亮起火光。
田海清带着三百人佯攻东侧，试图吸引敌人注意力。
他亲手点燃茅草，火中举着军旗冲下山坡。
一颗手榴弹拉响前，他低声喊：“记住我们！”
龙云带着剩下的两百人，从崖壁攀爬而下，很多人手掌被岩石划破，鲜血滴在苔藓上。
七天后，他们在山林中再次被包围。
最终，只剩龙云一个人被俘。
他在九江感化院病逝前，反复念着：“五十二团，还在山上。”
而那座山上，三百多名战士手挽手跳下悬崖。
村民后来在清理遗体时发现，有人指甲里还嵌着泥土和草根——他们拼命抓住岩壁，可能是最后一刻想再活一下。
从那以后，这个团再也没人提起。
中央调查过，地方也找过，但因为战时命令没留下文字，加上“困牛山”这名字在贵州不下十处，始终无果。
直到杨又铸找到了那个村庄——困牛山村，只有三十几户人家。
他背着地图和录音机爬进去，前三天没人理他。
第四天傍晚，一个94岁的老人开口了。
“你找跳崖的红军？”蔡应举坐在门槛上，手里还编着竹筐。
他说自己当年23岁，跟父亲上山采药，看见红军被围在山顶，没开枪，最后跳下去了。
他把一张旧草纸从箱底拿出来，上面是困牛山的轮廓图，手绘的，用木炭画的。
调查队跟他去了后山。
灌木扒开后，从土里翻出了锈迹斑斑的刺刀和残破的军帽。
后来清理现场时，还找到了子弹壳和布片，经检测，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用物资。
三年后，《困牛山红军壮举》出版。
里面记录了17位亲历者的口述，还有现场图纸、物证照片。
全书二十多万字，把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一点点拼了回来。
据书中统计，五十二团800余人中，有307人牺牲在主战场，214人在突围中被俘杀害，321人跳崖。
最终，仅7人幸存，其中4人被村民藏在山洞里救出，但都因伤重去世。
2006年，当地立起纪念碑。
碑后是一面二十米长的英烈墙，刻着137个有名有姓的战士，其他人只能写“无名烈士”。
那年清明，萧克将军的夫人带着孩子站在碑前，一言不发。
后来，村里办了个小小的陈列馆。
那口掩埋遗体的土窖被保留下来，边上摆了几样战士留下的东西：草鞋、水壶、一截断掉的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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