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甘祖昌，已经是少将了。
可村里人最常叫他的，不是“将军”，也不是“首长”，而是“财政部长”。
这称呼，是家里人起的。
不是开玩笑，而是实打实的管账管到底。
每天菜金不能超一块钱，就连他爱人龚自珍，一个在新疆当过干部、每月拿150多块工资的老革命，想买点啥也得先打报告。
孩子们小时候不服气，问妈妈：“为啥你挣的钱也得交给爸爸？”龚自珍笑着说：“他当过几十年后勤，知道钱怎么花不浪费。”
可这事儿听着虽然节省，细想却不简单。
那年头，甘祖昌的工资是330多块，加上龚自珍的，俩人月收入接近500元。
那时候县长一个月也就百十块钱，他们家真要想过点好日子，绰绰有余。
可是谁也没见他们家吃肉喝酒，穿衣打扮更是简单到极点。
甘祖昌常年穿的是用白布染成蓝灰色的衣服，一块布不到两块钱。
一穿就是十年。
补了又补，最后实在穿不动了，就剪下来给他媳妇做鞋底。
有一次，他媳妇偷偷给他煮了一碗白米饭。
那会儿家里人都吃糙米，他因为在新疆受过伤，咀嚼困难，吃硬饭特别费劲。
想着他不容易，她特意舂了一些白米，想让他吃得轻松点。
结果饭刚端上桌，甘祖昌脸就沉下来了：“大家都吃糙米，我吃白米，这怎么行？”
谁知道，这可不是偶尔一两次。
三年困难时期，县里想给他配些茶油、猪肉、面粉，他一听就急了：“我要是收了这些，跟老百姓还算一个样吗？”后来这些东西一律退回，谁劝都没用。
说起来，这么“抠门”的人，反倒是村里修路、修桥、买农具的时候，出钱最痛快的。
他那三百多块工资，大半都花在了这些地方。
别人有点钱想着改善生活，他却想着怎么让村里人少走泥巴路、能有电用、能读书识字。
这事儿得从他为什么回乡说起。1957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军队地位不低，工资稳定，生活条件也不错。
可就在别人都觉得他会继续升迁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要辞职回老家种地。
那时候正是国家最需要干部的时候，他这么一走，不少人都不理解。
可他自己很清楚。
他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回到土地上，不丢人。”
可这事也没那么简单。
他不是回去养老，而是带着全家一起种田、修路、建桥。
刚回去那年，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夏天下雨，孩子们上学得脱了鞋裤，卷着腿走泥水。
甘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自己掏工资，买水泥、请人、拉材料，带着村民一点点把路修出来。
有一次，有人看他穿得太破，劝他说：“老甘，你这身打扮，谁知道你是少将啊？”他回了一句：“穿得像个农民不是正好吗？我早不是干部了。”
他也不是不讲身份。
只是他觉得，干部就该为老百姓做事。
他常说：“大家争着要的，我们不要。
人家不要的，我们要。”
这样的人，在那时候并不多。
很多人一旦离开部队、离开机关，就开始想着安逸。
可他不一样。
他是真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一辈子的事在做。
有个细节挺让人印象深的。
他买布给全家做衣服，都是一毛七分钱一尺的白龙头布。
买回来后自己染色，染成蓝的、灰的、黑的，全家老小穿得像个“统一着装队”。
孩子小时候不爱穿，说这也太土了。
他就说：“干净、结实、便宜，还要啥花样？”
后来这些孩子长大了，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进了机关，有时候想起小时候穿补丁衣服、吃咸菜稀饭，心里不是没怨过。
可再后来他们明白了，父亲不是不想让他们过好日子，而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86年，甘祖昌去世。
那天村里人自发来了很多。
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官式仪式。
他的骨灰就埋在村口老松树下。
他早就交代好了：“不立碑，不修坟，不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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