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权力与谎言：且看猴群如何预演人类文明！|族群|狒狒|猴子|血缘

我们总以为“社会”是人类的独有发明。

却很少低头看看树梢上的猴群——它们早已用生存本身，写就了一部关于权力、血缘与存在方式的社会哲学。这让我想起庄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习惯于从自身的文明尺度丈量世界，却忘了在更广袤的生命领域中，存在着无数种被我们称为“原始”却精妙无比的存在智慧。

灵长类的社会，从来不是单一剧本的重复演出。它们之中，有母系为尊的环尾狐猴，雌猴继承家园，雄猴成年后远走他群，如古代部落中的“远嫁”男子；也有一夫多妻的银背大猩猩，雄壮的首领如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以力量守护整个家族；还有如叶猴般的一夫一妻制小家，仿佛现代都市中安静的核心家庭；更有狒狒那样的“家庭”联盟，等级森严，弱肉强食，俨然一部灵长类的《君主论》实践。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同为猴子，社会结构却如此悬殊？

答案或许不在于“它们想怎样”，而在于“它们能怎样”。这恰如人类的思想体系，表面上是我们选择了某种哲学，实则是生存处境选择了某种思维方式。猴子不会辩论“自由意志”，却用整个生命状态诠释了何为“必然中的自由”。

在自然界中，猴子不是狮子，也不是老虎。它们没有利爪与獠牙作为个体生存的绝对保障。一只离群的狒狒，几乎注定是豹子的晚餐；而一群狒狒，却可以与天敌对峙甚至反击。于是，“群居”对它们而言，不是选择，而是宿命。正如人类在精神上无法脱离肉体而独存。这种依存关系，令人想起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世”——我们都被抛入特定的生存情境中，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种“依存”，塑造了它们的社会形态。食物的分布、天敌的威胁、后代的养育难度——这些看似琐碎的生存条件，共同编织了构建猴群社会的“逻辑基础”。就像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离不开爱琴海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宗法制度离不开黄河的农耕文明，猴群的社会结构也是其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

比如环尾狐猴的母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血缘可确认”的系统——孩子必然知道母亲是谁，父亲却难以追溯。于是权力与归属自然流向雌性。这不禁让人想起人类早期的母系社会，那些掌管部落的老祖母，她们手中握着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整个族群的记忆与传承。

而在银背大猩猩的世界，雄性的力量足以保护族群，于是“父系”成为可能，一如人类早期部落中的英雄时代。阿喀琉斯式的英雄不仅存在于《伊利亚特》中，也活跃在非洲的丛林里。有趣的是，这种力量崇拜在人类文明中演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权威认同，从酋长到国王，从神祇到国家。

最有趣的或许是秦岭川金丝猴的“家族联盟”。它们发展出一种超越单一家庭的联合结构，仿佛城邦制的雏形，却又因繁育权的垄断而难以进一步扩张。要突破这个界限，就需要更复杂的叙事——比如“共同祖先的神话”，或“等级制度的伦理”。而这，恰恰是人类所擅长的。我们创造了图腾、神明、法律和国家，用虚构的故事将无数陌生人联结在一起。猴群止步于此，而人类却走向了更广阔的文明。

于是，我们发现：

猴群的社会，是一部写在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实用哲学”。

它们没有选择“应当如何”，而是回应“只能如何”。它们的制度，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生存的必然。这令人想起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最根本的法则就蕴藏在自然的本然状态之中。

这不禁让人反思人类自己的历史。我们曾以为父系或母系是文明的进步或倒退，却忽略了它们本质上都是对特定生存结构的适应。我们批判某些制度“落后”，赞美某些制度“先进”，却忘记了在自然的选择面前，没有哪一种结构具备先验的优越性——只有是否契合当下的“存在度”，实现群团的存在和存续。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执一词，实则都是对那个时代生存困境的不同回应。

猴子不讲哲学，但它们用生命演绎着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如何在局限中寻找可能？如何在必然中开辟自由？”

这个问题，从林中的猴群到都市中的人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

而我们人类，虽然自诩智慧，却常常在社会的构建中迷失方向——要么陷入僵化的制度崇拜，要么坠入虚无的结构解构。我们忘记了，任何社会形式，都不过是生存的修辞，是存在的临时答案。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完美城邦，终究只是对雅典现实的一种修辞性回应。

也许，当我们凝视猴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动物的行为，也是一面映照人类自身的镜子——在那里面，权力、血缘、合作、竞争，所有我们引以为豪或深以为耻的社会现象，原来都早已在自然的剧本中，被无数次书写，又无数次擦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猴群的社会，就是在研究人类文明的“前史”，就是在审视我们自己那些尚未被文化修饰的本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