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4日，大概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让人脸红的一天。
一百二十八个日本骑兵，晃晃悠悠地开进了热河省会承德，结果你猜怎么着？
居然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全城。
这哪是打仗啊，简直就是武装游行。
这一百多号日本人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容易，就像这一百多号人占领了一个省会，这事儿说出去连现在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这场闹剧的直接后果，就是把那个曾经威风八面的“少帅”张学良，彻底逼到了悬崖边上。
几天后的保定火车站，一节戒备森严的豪华车厢里，上演了一出“兄弟情深”的大戏。
蒋介石特意把专列停在那，就是为了等张学良。
见到这位拜把子兄弟时，张学良己经憔悴得没了人样。
蒋介石那一脸的诚恳，拉着张学良的手，说出了那个著名的“小船理论”：现在风浪太大，大家都在骂我们，船要沉了，咱俩得下去一个，等风平浪静了再上来。
这话说得漂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锅太大，你得先背着滚蛋，以后再接你回来。
这就是政治场上最体面的“杀熟”，刀子捅进去了，还得让你说声谢谢。
当时的张学良，真的信了。
他伏在枕头上痛哭流涕，觉得大哥还是护着他的，几分钟后，蒋介石挥手告别，张学良交出了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所谓的“小船”，在他下船的那一刻，就被蒋介石给凿穿了。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还得把日历往前翻两个月。
1932年的那个圣诞节，蒋介石表现得比谁都爱国。
他给张学良发电报，拍着胸脯保证：我已经准备了六个师，粮草弹药全齐了，咱们跟日本人决一死战。
这番话把张学良感动得够呛，这时候的张学良，丢了东三省，背着骂名，太想在热河打个翻身仗了。
可是老江湖都能看出来，蒋介石这就是在画大饼。
当时中央军的主力都在江西那边的山沟沟里“剿共”呢，哪来的六个师？
这就是一张空头支票，目的就是把张学良架在火上烤。
更要命的是，张学良手底下那帮人，简直就是一群猪队友。
守热河的主将叫汤玉麟，外号“汤二虎”。
这人与其说是封疆大吏，不如说是也是个土匪头子。
他在热河当土皇帝，正经事不干，天天忙着种鸦片、搜刮民脂民膏。
张学良想派嫡系部队去增援，这“二虎”叔叔居然急眼了，怕人家来抢地盘，放话说谁敢来他就跟谁拼命。
大敌当前，不想着怎么对付外人，光想着怎么防自己人，这就是当时军阀混战的死结。
到了1933年2月，日本人真的来了，纠集了10万大军。
这时候的热河防线，简直就是个豆腐渣工程，战壕挖得还没膝盖深。
其他的军阀像宋哲元、阎锡山，一个个都在那打小算盘，看着东北军挨揍，谁也不肯真出力。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窝囊。
拥有天险的热河，不到12天就全线崩盘。
最让人上火的是那个汤玉麟。
日本人快到承德的时候，这老小子干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
前线急需运兵车，他把240多辆军用卡车全扣下了。
干嘛呢？
装他的金银财宝和烟土，老婆孩子带上一大堆，浩浩荡荡往天津租界跑。
去督战的元老张作相，看着满大街乱窜的兵和逃跑的主帅，气得手都在抖，最后是被手下硬塞进汽车才逃出来的。
前线这么一垮，全国的老百姓都炸锅了。
这回不光是老百姓骂，连南京政府里的那些高官也开始落井下石。
汪精卫早就看张学良不顺眼，这时候跳出来装好人，逼张学良辞职谢罪。
其实张学良这时候还没彻底死心。
从热河撤下来后，他在北平还在想办法组织反攻。
他在中南海里咬牙切齿地跟部下说，要把东北军的老底都拼上，只要中央给支持，他就死在战场上。
但他想得太天真了。
他等来的不是枪炮，而是蒋介石让他去保定的电话。
张学良带着病去见大哥，还想着怎么反攻呢。
结果蒋介石早就跟何应钦商量好了，这正好是个机会，把东北军这支不听话的武装给肢解了。
说实话，张学良那么痛快就下野，也有个难言之隐。
他的身体早就垮了。
那时候张学良毒瘾大得吓人，指挥热河战役的时候，每走三十里路就得停车打一针吗啡。
一个连自己精神头都控制不了的统帅，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千军万马的生死搏杀？
连他的心腹王卓然都劝他：与其在这挨骂，不如赶紧走，把病治好再说。
于是，张学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下了船。
3月11日，他通电下野，把几十万弟兄交给了何应钦，自己跑去上海戒毒，后来又出国考察去了。
他这一走，东北军就像没娘的孩子。
何应钦下手那是真狠，立马把五个军缩编成四个军，把军官打散，该撤的撤，该换的换。
那个承诺“等你回来再上船”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转身的那一刻，转头就跟日本人签了《塘沽协定》。
这协议签得丧权辱国，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伪满洲国，还把华北的大门给敞开了。
那一年春天的保定火车站，那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终究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张学良以为那是暂时的避风港，谁成想，那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站。
至于后来那只船沉没沉，咱们心里都清楚，反正张学良这辈子，是再也没机会掌那个舵了。
参考资料：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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