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3日清晨，北京西郊一处不起眼的小楼里，贾玉桂抱着一个棕色皮箱敲响了房门。门开后，他看见花白头发的浦安修正站在门口，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早已在等候。“彭老总的遗款和遗物全在这里。”贾玉桂话音不高，却格外沉甸甸。浦安修没有多说，点了点头，把箱子抱进了屋里。

半年前，中央批准为彭德怀补发生前被停发的工资、丧葬费与抚恤金，总计四万八千余元。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很多人以为这笔钱会直接进入公家账，然而中央决定：凡属彭德怀个人部分，由浦安修全权处理。消息传出后，外界颇感诧异——两人名义上已分居多年，为何仍是“前妻”来接手？答案其实简单：在彭德怀的通讯录里，浦安修始终被备注为“家属”，而她也从未自甘退场。

皮箱被打开，残缺的笔记本、常年磨损的钢笔、几件旧军服整齐码放。旁边用牛皮纸包好的是那笔补发款。浦安修没有犹豫，她当即召来几名知情者商量去向。短暂沉默后，她说了一句：“钱该落到最该用的地方。”语气平缓，却透着不容置疑。

分配先从孩子们说起。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可在他眼里，牺牲烈士的遗孤和弟弟们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彭梅魁、彭钢、彭正祥等八名侄儿侄女得到了第一份关照，共一万六千元，人均两千。数字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那时却足够一个普通家庭数年的生活费。

紧接着，浦安修想到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警卫景希珍、司机赵凤池。这三人陪伴元帅走过最艰难的岁月，常年风里来、火线上。浦安修将六千元交到他们手里，叮嘱道：“老首长放心了。”綦魁英红着眼圈，只说了一句“我们一定把工作干好”。

最重要的一笔去了乌石学校。彭德怀曾说，要是能攒下一点钱，就把破旧的祠堂教室修一修。浦安修拿出足足一万元寄往湘潭县教育局，款项专门用于校舍扩建与添置课桌。几年后，孩子们在新教室里朗朗读书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课桌和一个已故元帅有关，但那份光亮却实实在在照在他们身上。

处理过去的欠账是浦安修的另一项原则。彭德怀追悼会期间，洗印遗像、布置会场花费不少，部分费用由战友们垫付。她详细列出开支：洗印照片四百六十二元、追悼会借款一千元、补交党费五千四百四十元，一笔不少地归还。有人劝她留点钱自用，毕竟年纪大了或有不时之需，她摆手回应：“钱在我手里只是数字，用在正地方才有分量。”

家乡生产队、困难亲友也没被遗忘，总计三千元悄悄寄出。除此之外，为方便后来者查阅史料，她再支出两千元招待彭德怀历史研究写作组，解决调研差旅之困。算到这一步，大约支出三万八千元，皮箱里还剩下整整一万元。浦安修干脆写报告，上缴中央军委，划入人民银行专项账户，用于国家建设。

遗物的处理同样谨慎。猎枪、手枪和十余发子弹交给总参保管；航空手表、收音机按彭德怀生前嘱托送给彭钢；一台老旧黑白电视机留给彭梅魁。浦安修自己仅留下那两套厚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她说读它们时仿佛还能听见彭德怀翻书时的“唰唰”声。

日子一天天过去，浦安修依旧住在单位分配的普通楼房，坚持按工资条生活。总参曾打算给她安排独门小院，她严词谢绝。有人好奇她为何如此“固执”，她只淡淡一句：“组织关心领情，可我不能坏规矩。”不得不说，这份克制在那个年代颇为罕见。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稿酬到账的那天，出版社人员打电话确认时，浦安修笑着回答：“麻烦直接汇到乌石、麻田、王家峪三所学校，孩子们比我更需要。”不到一分钟，电话那头安静下来，编辑似乎在整理情绪。

时间转到1991年5月2日，北京阜外医院病房内灯光昏黄。浦安修已无力下床，却仍执笔写给杨尚昆一封短笺，拜托他关注正在编写的《彭德怀传》。信纸折好放在床头，她合上眼睛。没有遗言，也没有嘱托财物，所有事情早已安排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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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补发的四万八千元到稿费、礼品，浦安修始终遵循一个原则：让钱和物回到公共层面。她以个人方式诠释了元帅家属应有的分寸，也让外界终于明白，中央当年为何把那只棕色皮箱交到她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