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北京，一块写着“一零一中学”的新校牌悄悄竖起。站在操场边的王一知望着工人把校牌固定，轻声说了句：“从‘一’再出发。”她的同事听得一头雾水：这位党龄比校园里一半教师的年龄都大的女校长，原本完全可以进教育部，甚至更高的位置，为什么偏要守着这所普通中学？
追溯时间，要回到1901年10月的湖南芷江。那一年，王一知呱呱坠地，却没得到父亲哪怕一句喜悦。因为她是女娃，家里立刻添了小妾、造了男嗣，婴儿时期的王一知甚至差点被送给别人抚养。冷遇带来倔强，她十四岁只身考进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用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硬是读完全部课程。有人回忆：“那姑娘一身补丁衣裳，可腰杆比谁都直。”
1925年，她和张太雷结成革命伴侣，既是同志，也是夫妻。短暂幸福只持续到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枪声响起。张太雷牺牲，遗下刚满月的儿子。深夜的上海弄堂，王一知抱着孩子，听到远处巡捕的哨音，她把哭声咽进喉咙，决定继续干地下交通员。自此，党内出现了一个代号“051”的女无线员，她熟记电码、拆装天线，比多数技术员都熟练。
抗战爆发，王一知与龚饮冰夫妇档再闯上海。三部秘密电台在石库门里屋昼夜运转，情报源源不断送往延安。1942年夏夜，日军特高课扑来，她抢在敌人砸门之前烧毁密码本，还顺手把沾满汗渍的键盘塞进炭炉。等冲出封锁时，她背后那间里屋已被火光吞没。多年后说起此事，她只答：“不是胆大，是活路只有这一条。”
时间来到1949年3月。西柏坡窑洞里，毛泽东与她见面，说：“同志，革命快胜利了，得换打法，到前台干点公开工作吧。”周恩来也劝：“你在妇女战线资历深，去北平主持筹建妇联如何？”王一知笑了笑，留下“回去想想”四个字。转身出了窑洞，她却拉住管理员打听哪所中学缺人手。第一次邀请，她没答应。
同年十月，新中国宣布成立，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场外，老同学邓颖超把她拉到角落：“筹备组少你不行！”王一知却拿出一摞备课笔记：“当老师更急，孩子们等开学。”第二次邀请，再次婉拒。邓颖超暗叹：“这人，比宋庆龄都难请。”
中央第三次发函，是1950年初春。组织部要调她进教育部任司长。有人提醒：“干几年，副部长跑不了。”她在回执上写下八个字：“请批准留基层工作。”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自此，教育部再未提调令，但很多干部子弟从北师大二附中到一零一中学，陆续成为她的学生。
一零一中学挂牌那天，学生好奇：“校长为什么取这个数字？”王一知把粉笔往黑板上一敲：“过去的成绩算一百，咱们把它清零，重头来过。”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却包含她对个人荣誉的看淡，也道出她始终拒绝高位的缘由——教育是长线，官职是短期，她更愿意把自己耗在漫长的课堂里。
教学之外，她还有一套独特“规矩”。干部子弟必须与普通学生混一起，不许单独列队；每学期至少到工厂劳作两周；学生犯错，先写技术分析，再写检查。周总理来校时点头：“群众路线用在校园，也行得通。”有人打趣：“王校长不像校长，倒像连长。”她却笑答：“青少年就是连队，纪律得先立。”
1978年，王一知年逾七旬，组织劝她休息。她说：“再教五年，把这届送毕业。”1983年夏天，她最后一次站在讲台，写下“求实”二字。当晚便把粉笔盒留在办公室，空手走出校门。校门口送行的学生排到马路对面，她只挥手：“读书要顶真，不顶真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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