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6日夜,辽宁沈阳突降秋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值班电话一次次响起。少校参谋赵炜把窗子掩住,确认走廊没人后,撕开包好的情报图,塞进内侧口袋——电台被毁,唯一的联络线断了,他得换办法把材料送出去。没人知道,这名肩章闪亮的少校真实编号是我党“902”。

赵炜的潜伏时间并不长,仅一年多,却赶在杜聿明第四次进攻辽东的关键节点。情报员更迭频繁,他却成了保安司令部里动手标注作战态势图的那个人,开门见山,机密触手可及。危险也同样近身,任何一个眼神都可能是军统甩出的钩子。

事情要从更早说起。1919年,他出生在河北文安,十多岁便外出谋生。抗战爆发,血性青年跑去桂林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典礼那天蒋介石亲自训话,他拎旗站得笔直,一句“望诸位将来振兴国家”让他热血翻滚。后来才发现,那只是漂亮口号。

学校结业,他捧着“中正剑”去了第五战区,又调往汤恩伯部。枪法、战术样样精通,却苦于打不到前线。无聊时,他爱去参谋长朱建国办公室翻书。那些被军统缴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一页页翻下来,他脚尖踢地,心里发热;抗日理想重新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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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国其实是地下党员,见他不排斥,顺势引路。1946年末,两人到北平同王石坚碰头。王石坚看着面前的青年,揭开衬衣,满身旧伤触目惊心,只说一句:“被抓就得扛,不能变节。”赵炜二话不说,接过“902”代号。

1947年3月初,他第一次递出情报——杜聿明三路十二万兵力的进攻方案。粗糙的小纸片画了示意图,没加密,靠同志塞在鞋底夹层带走。事后回想,他直言后背发凉,“要是路上丢手,大伙就完了。”很快,沈秉权、吕淑兰夫妇在司令部旁租下旧楼,秘密电台建起来,传输通畅多了。

三月末,杜聿明命第13军为主力打临江。赵炜深知兰山伏兵虎视眈眈,却不知道13军出沈阳的准确时间。他干脆混上运兵列车,装作找老同学聊天。军长石觉喝问:“这里是战列车,你来干什么?”他行礼、退下,却已摸清集合节奏。

回到司令部,他炮制了一份看似正规却提前发起进攻的手令:“石军长火速前往清原,再进三源浦,直取兰山制高点。”负责流程的各级签了字,石觉按电令孤军突进,掉进我军预设凹形阵。第89师、第54师162团当日被歼,杜聿明“北守南攻”构想随之瓦解。南京电话传来怒吼:“无能!”赵炜在办公桌后低头写材料,没人怀疑他。

损兵折将后,军统加大清查。9月初,沈、吕夫妇电台暴露,被捕时在窗台放了一盆花——与赵炜约定的警示。那晚他远远看见花盆,只能转身离开。几天后,他奉命飞北平向蒋介石递交作战方案,心里像揣只兔子,手里一直摸着手枪。飞机平稳落地,他却没找到组织新联络,只得硬着头皮完成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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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出来,老同学纪启仁低声提醒:“沈阳那边被端了,朱建国也进牢,你要小心。”赵炜表面淡定,回到招待所砸碎茶杯。第二天,他跑去铁甲列车纵队打探,再次得到证实:抓了几十号人,名单里多是熟面孔。

他立即返沈,没回住处,而是躲进未婚妻家。电话响起,是司令部卢科长:“老赵,人呢?怎么不上班?”他敷衍一句生病。卢科长说已去家里找过。那一刻,他明白纸包不住火,挂断电话,连夜离开。

西南方向是解放区,他挑了夜路奔浑河。桥头戒严,他干脆涉水摸过去,衣服裹着泥沙,饥饿袭来就刨花生,渴了喝沟渠里的凉水。10月16日晨,他抵鸡冠山,太子河对岸有国军哨兵。他理了理军装,装出上级口吻呵斥:“前线紧急,我奉命侦察!”小兵赶紧备船送他过河。河水一闪而过,他终于踏上辽南解放区土地,双腿一软躺在树下。

正在此时,两名巡逻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枪口指来,他抬头淡定:“带我见你们的连长。”到了连部,他要求再上一级,层层回旋。最后,赵炜站到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面前。吴瑞林沉声问:“现在能说了吧?”赵炜立正敬礼:“首长,代号‘902’,我的直接上级是李克农,请即刻核实。”

电话拨通延安,李克农确认身份。吴瑞林放下话筒,握住赵炜满是泥点的手:“情报有用,仗能打赢,你出了大力。”话语不多,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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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赵炜调入国家安全部门。参与情报系统规章、反间机制设计,意见被多次采纳。1981年正式离休,他拄着拐杖走进高校、军营,讲潜伏细节、讲保密纪律,语言质朴,没有一次渲染个人功劳。

传奇落幕,人们记住的不是惊险桥段,而是一名情报员对信仰的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