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周总理在授衔前找二野三号首长谈话：有怨气的话，可以告诉我|二野三号|军衔|张际春|授衔

1954年初春的北京还是带着寒意，张际春却忽然接到中央调令——前往宣传部报到，脱下穿了三十年的军装。许多人以为他会恋恋不舍，可他只是把工作交接单塞进皮夹，顺手合上行军箱。行李并不多，一床旧军被，一摞线装书，这便是他全部家当。

说起张际春，西南野战军的老兵都记得那个总爱背着手在阵地上转的“伙夫”。有时候他坐在柴火堆旁剥玉米，顺口问问粮秣发到连队没有；有时候干脆披件破棉袄跟通讯员一起搬弹药。第一次见他的人通常摸不清身份，等敬了军礼才发现对面竟是二野政治部主任。低调到这种程度，在解放军高级将领里并不多见。

时间往回拨到1922年。湖南第三师范的礼堂里，毛泽东正讲学生运动的未来。一排排木椅后，一个瘦高的青年侧身听得入神，他就是张际春。四年后，他递交了入党志愿书，此后长期辗转各苏区。井冈山时期他办《战士报》，专门宣传“分兵以动敌，集中以打敌”等战略。有人讥讽他“整天唱一人戏”，他却一句顶回来：宣传必须跟战场一个节奏，不然士气就松。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硬脾气”在1934年一度给他惹来麻烦。因为坚持刊出支持毛泽东的社论，张际春被扣上“个人崇拜”的帽子，被调离红一方面军机关。然而，到了长征途中情况急转直下，部队必须整合宣传工作，周恩来点名把他又叫了回来。张际春没说一句牢骚，只领命干活，年终统计时《红星报》发行量翻了三番。有人悄悄问他图什么，他笑道：纸上字也能救命，士兵知道为什么战，脚下就迈得动。

抗日战争爆发，他被派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责敌工和对日宣传。为了摸准日军动向，他常穿旧长衫混进集市，和挑担子的汉子闲聊，再把情报画成地图带出据点。一次差点暴露身份，幸亏会南京话的王必成扯开嗓子吆喝“卖糯米”救了他。两人至此结成忘年交。张际春自嘲：宣传员其实也是侦察兵。

1949年西南战役结束，二野主力准备越过山岭拿下泸州崇山。林场里夜风凛冽，张际春照例披件蓑衣四处走，突然被一名新干部把守卫岗拦住。不怪哨兵紧张，那时暗堡随处可见。哨兵问口令，张际春报错了前日口令，却没暴露身份。他反而翻出随身马灯，让哨兵记下新口令，“别因为紧张误伤自己人”。第二天，那个小兵才知道自己昨晚“训”了二野三号首长，整个人愣在雨水里。

1950年起，军委开始筹划军衔制。罗荣桓在干部大会上说，这事得一步步来，光评定标准就十几项。张际春听完会后，把手里厚厚一摞表格瞅了又瞅，然后对秘书说，把材料先锁起来，别急着给自己填。事实证明他确实不急——1954年转到地方，已注定缺席两年后的授衔仪式。

1955年8月，授衔名单进入最后审核。根据战时资历，熟悉内情的人估算张际春至少上将，甚至有人暗地里替他攥好了肩章尺寸。然而9月初，周恩来在中南海约他谈话。屋里只有两人，周恩来开门见山：“有怨气的话，可以告诉我。”张际春抬头答：“完全服从组织安排。”这一问一答不过十几秒，却决定了后续走向。当天傍晚，周恩来在文件上批示：张际春同志转地方已久，不再列入本次授衔。

外界得知消息后议论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也有人说“不穿军装就别拿军衔”理所应当。张际春本人却忙着在宣传部筹备全国农业展览，他提出“展览不是贴标语堆稻谷，要让参观者看到化肥、机械、良种如何改变一个村庄”。在会上，他敲着桌角提出指标：布展方案要简明到让小学生也能看懂。老部下笑称，这还是当年那个给新兵讲政治课的政委，口吻一点没变。

年底，西山脚下小雨淅沥。一名警卫员把一沓来信递给张际春，多数是老战友寄来的。信里既有调侃“张上将呢”，也有关切。但他批完稿再拆私人信，除了家书，其他全部让秘书统一答复：感谢关心，一切正常。答复不含客套，字数不超过百字。简洁到冷淡，却是张际春一贯的行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