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大连的天空泛着浅蓝，海风贴着疗养院的窗棂低声掠过。院内病房里，徐海东靠在藤椅上，口袋里揣着折得发黄的作战地图，目光仍停在远处的海面。几声脚步响起，周恩来推门而入，身后随行医护默默跟上。握手寒暄后，周恩来目光停在照料徐海东的周东屏身上，他微微点头，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有你在，我和小超就放心了”。话不长，却把信任与嘱托都交到她手里。
这位女同志到底何人？追溯时间，画面得回到1934年冬。鄂豫皖边区一处山谷里，枪声碎裂空气。战斗连绵数小时，红二十五军官兵疲惫至极。傍晚，徐海东肩膀中弹，仍咬牙督阵，直至敌军溃退才被抬进临时野战医院。那时的周东屏只是院里年纪最小的护士，手不曾停过，一针一线都带血与泥。
昏迷的徐海东高烧不退，医生轮番抢救，最后还是周东屏守了四天四夜，用温水擦身，靠着极简的药物硬把体温压下。凌晨时分，床榻微响，徐海东轻哼。她俯身低喊：“首长，醒醒”。短短三字，像把人从暗河里拉起。徐海东睁眼那刻，第一句话竟是询问部队去向，这股倔强让周东屏后来常说：“他不是在养伤，他是把担架当指挥所”。
长征途中，两人走在同一条雪山草地线上。周东屏不愿留守后方，偷偷随队，她被徐海东当面质问是否想清楚，她只回了个干脆的点头。于是，这名小护士成了队里七个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背着药箱跟着部队翻山越岭。有人笑她吃不了苦，可每次强渡急流，她都涉水而过，从不掉队。
1936年春，抵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成立。短暂安稳的夜里，部队在土窑洞里为两人补办婚礼。没有华灯，没有礼服，一碗高粱米饭算作喜酒。新郎唱起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段“西山风”，嗓音粗犷，新娘接着唱民歌《兰花花》，腼腆却动听。外面夜色漆黑，窑洞里掌声此起彼伏。
抗日战争爆发，夫妻再度分别。1939年秋，徐海东跟随刘少奇赴华中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抱病上任。周东屏带着幼子住在指挥部后方，白天处理伤员，夜里写信。信纸总被雨水、泥土浸起斑点，但她从未间断。战事吃紧时，徐海东一天连发三封电报，内容仍离不开兵力调配。他常自嘲：“战场能治病”，事实却相反，病情反复更重。
中央多次催促疗养，徐海东始终推辞。直到1946年肺病恶化，才在周恩来、陈毅等人联名劝说下北上大连。市委特意请来苏联医生，每日两次雾化、一次针剂，那些药水带着刺鼻气味，他总皱眉忍着。周东屏给他翻身、按摩、喂药，寸步不离。夜深人静时，病房只剩心率计滴答声和她的轻轻叹气。
1951年这次探视前，周恩来已听说周东屏苦守数年。见面时，他先拍了拍徐海东肩膀，又侧身握住周东屏的手臂，用力而郑重地交代。会谈很短，周恩来临别转身，衣摆在走廊拂起细微声响，却让病房气氛顿时宽阔许多。
疗养期间，徐海东仍惦念部队新战法，常让警卫把地图摊在床边。医生一句“别动”，他回一句“看两眼也行”。周东屏只好先答应，再悄悄把地图换成文字战例，让他躺着就能读。偶尔两人闲谈，他突然感慨：“这命有你一半给救回”。她表情很淡：“本职而已，别抬举”。
子女的纪律同样严格。家里饭桌上，从不许剩粒米。周东屏告诉孩子，粮食来自国家定量，不可浪费；荣誉来自父辈流血，不可炫耀。徐海东也常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挂在嘴边，他说的最多一句就是“别拿自己当特殊人”。孩子们被要求与邻居同井挑水，同桌吃餐，一视同仁。
1970年3月，徐海东病情急转直下。昏迷前，他抓住妻子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喊出“大别山”。这片故土埋着他66位亲人，他始终未能再踏上一步。周东屏含泪答应。当天深夜，他静静停息，享年七十。
两年后春天，周东屏带着孩子回到大别山。翠竹、老屋、坟茔排布山岗，她在墓碑前放下一束山菊。石碑上刻着四个粗犷大字——光荣流血。风吹竹叶，沙沙作响，似是当年枪声远远回荡。她站立良久，转身下山，脚步沉稳，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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