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授衔庆祝会上，毛主席百感交集。
他想起了革命路上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了各位战友同志，这一路走来牺牲了太多，突然，他感慨道：
“我有位老乡，叫陈树湘，他如果没有牺牲，现在应该也是大将了……”
是啊,毛主席怎么会忘记陈树湘呢。
主席记得，他在湘江战场上的英勇身影，主席记得，他在最后时刻断肠铭志，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主席同样记得，当年他对着14岁的他说：“春伢子啊，你应该把名字改为树湘……”
1905年1月30日，湖南长沙福临铺，一个贫苦佃农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叫陈树春，后来改名陈树湘。母亲病逝时他才五岁，生活的重担压到了父子二人肩上。
八岁那年，他被送到地主家当小长工。放牛、割草、挑粪、掏沟，活是杂的，饭却不见得吃得饱。父亲陈建业精于种菜，但那点微薄的收成，到年底总被地主以各种名目掠走。
一年到头，空手而归。这种从骨子里生出的屈辱，让少年陈树湘既愤恨，又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辛苦一年的结果，只是为了继续做穷人。
1913年长沙发大水，一家人带着仅剩的农具逃到了小吴门外的陈家垄，靠种菜卖菜糊口。生活依旧清苦，但在这里，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家垄与清水塘一岭相隔。清水塘，是毛主席和杨开慧婚后共同生活、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正是在这片紧邻的土地上，少年陈树湘结识了这对后来改变中国的革命夫妻。他叫毛主席为“毛先生”，叫杨开慧“霞姑”。
晚上，他跟着霞姑识字。白天，他在菜地干活，心里却装着前一天“毛先生”讲的平等与革命。
他听不懂大道理，但他知道，这种日子不该永远这么过。他听过何叔衡讲的湖南人民的苦，听过李维汉谈改造社会的道理，也和滕代远、夏明翰、毛泽覃这样的人并肩坐在地上，听他们讲“救国”的事。
这批话，没人跟他说过。他头一次意识到，命运其实不是天生注定的。
毛主席注意到这个少年，问他叫什么。他回答：“陈树春。”
“春伢子啊，”主席笑着说，“你应该把名字改为树湘，要像一棵直插云霄的参天大树，挺立在潇湘大地上。”
1922年深秋，陈树湘在长沙二里牌的学堂里，悄悄递交了自己的入团申请。那一年，他17岁。入团后，他干劲十足，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跑村联络，教唱歌，讲道理。
他自编了一首歌谣：“做长工做短工，一年到头两手空；挑担子拉车子，一年到头饿肚子。”话不复杂，却字字入心。听众也不识字，但都听懂了。
很快，他就投身到了长沙的反帝示威和粜米斗争之中。走上街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普通人愿意为了公理走出来，他受到了极大鼓舞。
这年，党组织在长沙近郊逐步扎根。他加入了二里牌农民协会，也结识了更多同路人。1925年夏天，经周以栗、滕代远、郭亮三人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0岁。
他一生的道路，从此开始向前冲锋。
1927年5月，长沙街头，白色恐怖突然降临。许克祥调转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
陈树湘眼睁睁看着同事倒下、朋友被拖走，枪声不断，街巷血流成河。
那一夜，本该是他的新婚之夜。他没留下太多话，只对妻子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去流血牺牲,那我们苦难的中国就无药可救了!”说完转身出发，赶往武汉。
到了武汉，他被安排进入叶挺部队。在那里，他从新兵营班长做起，不久升为排长。几个月后，参加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整编，他调入红一师第一团九连三排。
三湾改编开始了。党支部建到连队里，军纪重新整顿，部队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陈树湘没有发表意见，但在重编点名时，他站得比任何人都直。
随后几年，几乎所有危险地段，都能看到他的名字。长汀、连城、清流，他以团长身份坚持游击，后被任命为福建独立第七师、九师师长，再调红十九军五十四师。1933年，支援中央苏区，红十九军缩编为三十四师，他的番号也换成了一〇一团。他未抱怨，仍带兵在闽西一带转战。
1934年3月，他升任红三十四师师长。半年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他的部队被指定为总后卫——负责掩护党中央和主力部队突围。
从瑞金出发后，他率红三十四师不断与尾随之敌交战：在安息、古陂阻击粤军，在汝城与湘军正面碰撞，在延寿、岭秀打到断粮。他的部队始终被安排在最后。别人走了，他留下；别人走远了，他还在血战。
到了湘江一线，战况恶化。中央高层依旧坚持原定计划，要向西强行突破，去湘西与贺龙会合。但前方是敌军重兵设伏，后方又被堵死。
四十万敌军，将红军压进一条几百公里长的狭窄通道。
战线被拉长，物资极度紧张，重装备无法携带。队伍像一列搬家的长蛇，负重前行。敌机在天上扫射，步兵在地面追杀。湘江两岸，炸点不断，伤兵堆满。
红三十四师人数锐减，但仍死死顶在后方，为中央突破开路。
毛主席多次建议“改西进为北上”，但被“左”倾领导层拒绝。红军被逼着走进了湘江战场这个“口袋阵”。
结果可想而知。湘江之役，红军减员过半。鲜血混入江水，尸体浮沉。民间甚至流传出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1934年11月26日，湖南道县，仙子脚蒋家岭。
一纸命令抵达红五军团的临时驻地。红三十四师要担任全军殿后，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
这是一道“生死令”。
那天，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将命令传达给陈树湘、程翠林等红三十四师干部。
每个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节点接下这份任务，意味着什么。
董振堂看着陈树湘等人，语气一改往日的刚烈，多了一丝悲壮：“中央把全军的退路交给你们，是信任，也是考验。我们都等着你们打完这一仗，能活着回来。”
刘伯承说得更直白：“完成任务后，你们要迅速过江，一定要把我们的干部、战士安全带回来!”
陈树湘缓缓起身，抬起右手，沉声表态：“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任务，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红军。”
此时毛主席已率队翻越老山界。当他听说三十四师被派往枫树脚阻击时，脸色骤变。
他痛心疾首地说出一句话：“枫树脚是台绞肉机，博古、李德是把陈树湘和他的三十四师往绞肉机里塞啊!”
11月28日，陈树湘抵达湘江东岸。红三十四师刚刚构筑阵地，湘军周浑元部便从四面八方杀来。敌军不仅人多，火力更是碾压式优势，后续还有桂系部队和地方民团源源不断增援。对陈树湘而言，这仗几乎没有胜算。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工兵加快修筑壕沟。第二件事，是在前线设立前指，亲自坐镇，逐个调整火力点。
四天五夜，敌人发动十余次大规模冲锋。红三十四师一线阵地几度被突破，又几度被夺回。战斗最激烈时，一名副团长被流弹击中头部，倒在陈树湘身边。
没人退缩，因为他们清楚，只要他们还在阵地上撑一分钟，后方就能多渡过去几十人。
最终，在他们用血肉之躯死死挡住的四十多个小时里，中央红军机关和大部主力得以顺利渡江，脱离险境。掩护任务完成了，但代价也惨烈到极致——整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不足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12月2日，陈树湘率残部穿越宝盖山，准备从凤凰嘴徒涉湘江，意图与大部队汇合。
但刚抵近江岸，便遭遇敌军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封锁阻击。敌人早有准备，封锁线由重火力构成，步兵、机枪、迫击炮配合密集，连渡口都埋了地雷。
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这个词了。身后是高山，前方是湘江，敌军火力封锁，主力红军已远。再不渡江，就是被围歼。
陈树湘召集所有还站得起来的战士。他没有喊口号，只说了一句话：“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抢占有利地形，强渡湘江。”
可这时红三十四师已经打到筋疲力尽。营以上指挥员大多阵亡，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先后倒在血泊中，全师仅剩八百余人。
为了守住革命最后一线火种，陈树湘决定执行中央的命令，转向湘南，开展游击战。
他决定分兵突围。
一路由一零一团团长韩伟、二营长侯德奎带领突围出去后，在广西大江源到地方民团武装的袭击，最后仅剩下30多人。
另一路由他和参谋长王光道带领突围后，从江塘经永安关、德星等地到达道县瑶族聚居的空树岩村。
12月12日，他们行至桥头铺，在马山抢渡牯子江。敌人埋伏在岸边，子弹打来时，江水被染成了深红。
陈树湘中弹，倒在船板上。他咬着牙，用皮带紧紧缠住伤口，强撑着命令靠岸。几个战士把他抬到岸上，一路往山里走。
鲜血很快浸透了担架和军衣，山路崎岖，担架几次险些翻倒，他始终没有吭一声。
到了银坑寨，敌人再次围上来。陈树湘命王光道带大部突围，自己留下掩护。
子弹越来越少，最后子弹打光了，他和身边的十几个战士，用刺刀与石块守住最后一道门槛。
敌人破门而入时，他没有挣扎。他被俘了，伤口溃烂，高烧不退，浑身颤抖。但他不求饶，也不妥协。
坐镇驷马桥镇”正生药店”的敌保安团营长何湘闻讯赶来，以“贵客”之礼接他入药店。门外挤满了人。何湘笑着递烟：“陈师长，湖南境内还有多少红军？”
陈树湘脸色苍白，缓慢地抬起一只手：“满湖南，都是。”
何湘脸色一沉，威胁他：“你难道不怕死？”
他没有回答，而是看着窗外挤满的百姓，一字一句说：“为革命…为穷苦大众……我随时准备…为苏维埃…献出…一切…”
12月18日早上8点，押送队伍路过道县石马神村。陈树湘突然倒地不起，士兵以为他昏死过去。
几秒后，有人看见他手伸进自己腐烂的腹部，鲜血从指缝间喷出。
他硬生生地将肠子扯断，血洒当场。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完成了誓言。
那年他只有29岁。他曾说：“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一天，他真的做到了。
敌人羞怒交加，不给他留下全尸。
两日后，湖南省“剿共司令部”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长沙街头。
他身边的警卫员也被处决，无一幸免。
在湘江以东，他曾是一棵幼苗；而在血与火里，他真的长成了一棵树——一棵挺直、不折的湘南之树。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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