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北京西城区仍带着寒意。人民医院特护病房里，邓颖超让秘书读信——河南焦作寄来，只寥寥几句：七妈保重，工作繁忙，难以即刻赴京。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把信折好放在枕旁，这份克制她懂得，也欣赏。
周荣庆1929年生于淮安。父亲周恩溥1945年殉难，母亲王兰芳带伤坚持交通联络，把少年托付给乡亲。家中长辈寥落，七伯周恩来远在延安，血脉之情更多是一封封口信与老乡口中的传闻。
1946年冬，他被国民党拉壮丁编入保安团。半个月后夜色掩护，翻墙外逃，摸到苏北，根据地收下了这位瘦高少年。十七岁，他已习惯把匕首别在脚后跟，“命是自己的”这句话从那时刻进了骨子。
抗美援朝前线吃紧，他被抽调到北京志愿军医院做宣传干事。1953年回京休整，与七伯在西花厅短暂相见。周恩来说话极省：“到基层去，当工人，布衣暖，菜根香。”他当即点头，无须再劝。
第二年冬，他拎着行李和三封介绍信抵达九里山钢铁厂。分房、分灶，全新起步。他把废旧道岔枕木削成板刷，在宣传栏刷标语。没人知道这位转业兵与中南海的距离，只看见他加班时满脸灰。
刷标语时，他认识运煤女工晋菊清。姑娘担心“高攀”，想退出。他只说一句：“我就是我。”简单，却让对方无话。1959年，两人登记。周恩来寄来棉被和手表，信里附上十条家规：不住首长楼、不用公车、不炫亲属。那张薄薄纸片后来被钉在厨房门背面，油烟熏得发黄。
1975年末，王兰芳病危。焦作到北京卧铺紧张，只能电话求助。秘书派单车送到新乡，再转火车北上。母亲去世不足月，1976年1月8日，七伯辞世。电报只有一句：“外地亲属留在岗位。”他锁上家门，泪水滴在鞋面。
炼钢炉旁，他干到1980年代。工装褪色，身份栏始终写“职工”。三个孩子原名中印、中越、小莉；1967年七伯建议改为志勇、志军、志红。孩子没闹，第二天就把新名字写进作业本。
七妈病重的消息传来，他仍不肯北上：“路费得自己掏，别惊动她老人家。”晋菊清却买了硬座票，偷偷进京。病房里，邓颖超握住她的手，只说七个字：“菊清，好孩子，不许哭。”护士微红了眼眶。
1992年1月15日凌晨，焦作市第五医院。周荣庆呼吸急促，让儿子关掉吸氧器噪音，转向妻子低声道：“早知道该陪你去看看七妈。”话落，气息止。遗物除工作证，只剩一枚“为人民服务”胸章和泛黄家谱。
轧钢车间早班汽笛响起，工友们才知道那位从不请假、不揩公家油的老同志，竟是周总理的侄子。坚持平凡一生，人走了，规矩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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