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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的相纸定格着异国的风，画面里的女子眉眼间藏着化不开的疲惫，原本该有神采的眼眸黯淡无光，脸颊瘦削得有些凹陷。
谁也难将这副憔悴模样，与井冈山上那位策马奔腾的女红军联系起来，她为何会身处遥远的苏联？眉宇间的疲惫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
这张拍摄于1939年，画面里的女子是贺子珍，此刻的她，已在苏联度过了近两个春秋，远离故土的漂泊与接连而至的磨难，早已悄悄磨去了她身上的锋芒，只留下镜头里那抹挥之不去的憔悴。
多数人知晓贺子珍，多是因为她与毛主席的革命伴侣身份，或是她“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的荣光。
却少有人留意，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巾帼英雄，骨子里的刚烈与执拗，让她的人生在革命洪流中多了几分坎坷。
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哥哥贺敏学发动永新暴动，之后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山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那段岁月里，她骑马打枪样样在行，作战勇敢又机智灵活，被战友们称作实实在在带过兵、打过硬仗的巾帼英雄。
长征路上的经历，更是给她的身体刻下了永久的伤痕，1935年4月，红军行至贵州盘县五里排，敌机突然俯冲轰炸。
当时腿部负伤的团政委钟赤兵暴露在危险中，已经隐蔽好的贺子珍毫不犹豫跳出小沟，冲过去保护伤员。
就在即将抵达安全地带时，炸弹在附近爆炸，她用身体护住了钟赤兵，自己却被17块弹片嵌入头部、上身和四肢。
当时缺医少药，更没有麻醉剂，医生只能靠战友按住她，用夹子一块块取出浅表的弹片，深入体内的弹片始终无法取出，成了伴随她一生的折磨，常年引发头疼。
即便如此，醒来后的她第一时间询问的还是伤员的情况，伤势稍好就拒绝战友抬着，咬牙坚持自己走完长征路。
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了延安，促成这次离开的，是身体的病痛，也是生活的纠葛。
常年的征战让她身体虚弱，体内的弹片时常作祟，加上多次生育牵扯了大量精力，她渴望能有机会好好治病。
彼时的她与毛泽东之间也多了些摩擦，性格泼辣的她遇事容易急躁，两人常因小事争吵。
一次与美国女记者的冲突引发的激烈争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怀着身孕的她，最终选择告别年幼的女儿毛娇娇（后改名为李敏），踏上了前往上海治病的路。
命运却给她开了个玩笑，抵达西安时，上海已沦陷，治病的计划落了空，恰逢洛甫的妻子刘英等人要前往苏联治病，贺子珍动了去苏联的念头。
在她看来，那里既有先进的医疗条件，还能进入共产国际的培训班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
即便毛泽东写信慰留，还派警卫员来接她，性格执拗的她在手帕上写着“从此诀别”四个字让警卫员捎回，毅然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
1938年1月，她抵达莫斯科，给自己取了化名文云，不愿顶着“主席夫人”的头衔接受特殊照顾。
初到苏联的日子，还算有盼头，她进入共产国际附属党校的培训班学习，同年5月生下一个男婴，日子在学习与照料孩子的忙碌中慢慢推进。
她满心期待着能通过治疗取出弹片，却在检查后得知，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无法安全取出，这个消息让她颇为失落，却也只能继续咬牙坚持。
这份平静没能维持太久，磨难便接踵而至，1938年底，她刚满6个月的儿子因急性肺炎抢救无效夭折，被葬在党校宿舍的花园里。
初为人母的喜悦尚未消散，就迎来了丧子之痛，贺子珍的世界瞬间崩塌，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跑到孩子的坟头哭泣，泪水哭干了，心里的伤痛却丝毫未减。
1939年的一个夜晚，党校的俱乐部大厅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对毛泽东的采访报道。
当听到“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这句话时，全场陷入了死寂，贺子珍就坐在人群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或许早已在无数个深夜里预感到什么，可当消息被证实的那一刻，内心的支撑还是轰然倒塌。
这一年，正是那张留影拍摄的年份，照片里的憔悴，早已不是单纯的身体疲惫，丧子之痛还未平复，情感的崩塌又接踵而至，加上常年头疼的折磨，她的精神状态跌入谷底。
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放弃学习，课堂讨论时，她依然会和学员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曾经和林利辩论得互不相让，事后还是会像前辈一样善待这个晚辈。
很多人会觉得，贺子珍的悲剧源于她的执拗，若是当初选择留在延安，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磨难，可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贺子珍的选择，既是对自身健康的渴求，也是对自我提升的追求，她不想只做“主席夫人”，更想做一个能为革命贡献力量的独立个体。
1939年之后她从党校的“八部”搬到“七部”，后来又被安排到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语言不通成了最大的障碍，她无法顺畅地与院方沟通，加上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会不顾对方反应大声争执，竟被院方误认为有精神病，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段经历，成了她异国岁月里最黑暗的时光，彼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原来的同志大多已经离开莫斯科，没人能为她奔走发声，她只能在孤独与无助中艰难求生。
即便身处绝境，她对女儿的思念也从未停止，后来，党组织将娇娇送到了她身边，女儿的到来成了她黑暗岁月里的一束光，为了女儿，她更加顽强地活着，努力适应着艰苦的环境。
在儿童院的日子里，她悉心照料着娇娇，也悄悄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形势，1947年，贺子珍迎来了回国的机会，她带着娇娇回到了哈尔滨，后来定居上海。
贺子珍的一生更像是一部女性革命者的抗争史，她抗争战火的摧残，抗争病痛的折磨，抗争命运的不公，更抗争着“附属者”的标签。
那些深入体内的弹片，不仅带来了生理上的疼痛，更成了她一生的精神印记，它见证了她在战场上的勇敢，也见证了她在异国他乡的坚韧，1984年，贺子珍因病逝世，享年75岁。
参考资料：
共产党员网——她是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为掩护伤员，身中17块弹片…… 2022-04-20
中华读书报——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 200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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