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事热点观察者
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引发中日关系冰点，日本在冲绳部署导弹的动作持续发酵，中方不仅直接提出严正批评，更通过多语言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风险。然而，日本前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的一番表态却泼来冷水：“全球其他国家不会这么看”，中亚五国集体赴日签署《东京宣言》的举动，更被视为这一观点的现实注脚。这场看似“自说自话”的国际舆论博弈，折射出中方宣传的现实困境——并非担忧无据，而是传播策略亟待优化。如何让日本的危险动向被更多国际社会正视，而非陷入“事实自证”的僵局，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一、中方宣传的事实根基：绝非空穴来风的担忧
宫本雄二声称中方“缺乏更多事实根据”，这一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中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并非基于历史恩怨的情绪化表达，而是建立在日本近年来一系列实打实的危险动作之上，这些动作早已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朝着军事扩张的方向稳步推进。
在军事能力建设上，日本正加速构建进攻性作战体系。2024年初，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合同，总额达17亿美元，首批导弹已于2025年开始交付。这种最大射程达2500千米的进攻性武器，将使日本获得覆盖半个亚洲的远程打击能力，而日本计划改造8艘“宙斯盾”驱逐舰以适配该导弹，未来甚至可能将现役村雨级、高波级驱逐舰纳入发射平台，形成体系化打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国产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射程已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高超音速滑翔弹Block 1型射程达500公里，后续型号更将拓展至3000公里，这些被称为“航母杀手”的装备，彻底颠覆了日本“专守防卫”的承诺。
在军事政策层面，日本的突破同样触目惊心。2022年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正式将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上升为国家意志；2025年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推进日美联合指挥体系一体化，实现“全球常态化部署”目标。日本还接连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频繁参与双多边联合军演，派出军力规模持续增长，其军事行动范围早已超出本土及周边，呈现出“外向型”“进攻型”的鲜明特征。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修宪派”正持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试图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降低修宪门槛，为海外用兵扫清法理障碍，这些动向都是军国主义复活的明确信号。
在历史认知层面，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愈演愈烈，为军国主义复活奠定思想基础。通过篡改教科书，日本系统性淡化侵略历史：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模糊遇难者人数，删除731部队人体实验、强征慰安妇等关键史实，甚至将侵略表述改为“进出”。同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已成常态，这座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神社，成为日本右翼彰显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而日本国内近八成民众对议员集体参拜持赞同态度，反映出战争责任认知的“集体无意识”。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方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宫本雄二所谓“缺乏事实依据”的说法，本质上是对日本自身危险动向的刻意回避。
二、宣传遇冷的三重症结：为何国际社会“不买账”
尽管中方的担忧有坚实的事实支撑，但全球游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被日本前大使反戈一击，这背后存在多重复杂原因，既有宣传策略的短板，也有国际社会的利益博弈，更有日本公关话术的误导。
其一，标签化表达缺乏精准度，难以引发国际社会共鸣。中方提出的“军国主义复活”是一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在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存在认知差异。对于经历过二战创伤的中韩等国，这一标签能迅速唤起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但对于中亚、非洲等与日本无直接历史恩怨的国家，“军国主义”的概念过于抽象，远不如“军事扩张”“历史否认”等具体表述更易理解。宫本雄二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用“民选制度”“无战争历史”等表面现象做掩护，将中方的严肃警示简化为“缺乏事实依据的宣传”，误导国际社会将其视为中日双边矛盾的延伸，而非地区安全的共同威胁。
其二，国际社会的利益优先原则，稀释了对安全风险的关注。中亚五国与日本举行首次峰会并签署《东京宣言》，并非因为认同日本的历史观或军事政策，而是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考量。日本为中亚国家提供了37亿美元投资，承诺合作开发稀土、能源等关键资源，推动绕开俄罗斯的“里海航线”建设，这些经济利益对谋求多元外交的中亚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中国虽是中亚五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深度嵌入地区经济，但日本提供的额外合作机遇，让中亚国家愿意在政治立场上保持灵活。这种“利益先于价值观”的务实选择，在国际交往中普遍存在，也导致许多国家对日本的安全风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三，日本的公关话术极具迷惑性，成功塑造了“和平形象”。长期以来，日本凭借经济实力和公关技巧，在国际社会构建了“和平国家”的形象：强调二战后80年未发动战争，标榜民选制度和反对党的监督作用，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包装，将军事扩张解释为“应对安全挑战”。这种话术精准抓住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的传统认知，却刻意隐瞒了“不发动战争”与“具备发动战争能力”的本质区别。事实上，日本通过“渐进式”改革，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从“自卫队”到“反击能力”，从本土防御到全球部署，其军事扩张始终披着“合法”“合理”的外衣，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推进，让国际社会难以察觉其危险性，也给中方的宣传带来了极大难度。
三、破局之道：从“标签喊话”到“事实说理”的转型
中方的全球游说并非毫无意义，它至少让日本的危险动向进入了国际视野，但要提升宣传实效，就必须摆脱“标签化喊话”的困境，转向“事实化说理”，用具体、精准、可感知的证据，让国际社会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真实风险。
首先，要用“具体行动清单”替代笼统标签，强化说服力。与其反复强调“军国主义复活”，不如将日本的危险动作拆解为“军事扩张”“历史修正”“法理突破”三大类具体清单，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比如，在军事扩张方面，可公开日本军事预算连续11年增长、2025年占GDP达2%的具体数据，展示“战斧”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进攻性武器的部署时间表和打击范围；在历史修正方面，可对比日本新旧教科书的具体修改内容，列出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次数和名单，曝光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的具体言论；在法理突破方面，可梳理日本修宪的具体进程、安保文件的修改要点，揭示其逐步摆脱和平宪法约束的轨迹。这些具体信息远比抽象标签更具冲击力，也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
其次，要对接不同国家的利益关切，提升宣传针对性。国际社会的认知差异本质上是利益差异，中方的宣传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处境调整侧重点。对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应强调日本军事扩张对地区安全平衡的破坏，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结合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动作，说明其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对于欧洲国家，可关联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指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是对国际正义的挑战，呼应欧洲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态度；对于中亚、非洲等资源型国家，可客观分析日本合作的短期性和风险性，对比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说明依附于军事扩张国家的潜在隐患。通过对接各国核心利益，让中方的安全警示与对方的利益诉求相结合，才能获得更多认同。
再次，要创新传播方式，打破信息壁垒。在社交媒体时代，单向度的“宣传”早已失效，互动式、可视化的传播才能吸引关注。中方可以制作短视频系列，用动画演示日本导弹的打击范围，用数据图表对比其军事预算增长，用采访片段呈现历史受害者的证言；也可以发起“守护和平记忆”的国际联合行动，邀请中韩、东南亚等国的历史学者、战争幸存者共同发声，形成跨国界的舆论合力；还可以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地区安全论坛等，提交日本军事扩张和历史修正主义的专题报告，将双边关切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议题。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让日本的危险动向无法被掩盖。
最后，要保持战略定力，将宣传与实际行动相结合。舆论战的背后是实力的较量，中方的宣传效果最终取决于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一方面，要持续强化自身国防能力，构建可靠的安全屏障，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有能力维护地区稳定；另一方面，要深化与各国的务实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更多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最佳选择。同时，对于日本的危险动作，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如加强军事演训、实施技术出口管制等，用实际行动表明中方的坚定立场，让国际社会看到中方维护和平的决心，也让日本为其军国主义复活行径付出切实代价。
日本前大使宫本雄二的质疑，并非对中方宣传的全盘否定，而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仅凭正义立场和历史情感，难以让国际社会全面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风险。中方的全球游说需要从“情绪表达”转向“理性说理”，从“标签喊话”转向“事实举证”，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
历史和事实都站在正义一边，日本的军事扩张和历史修正主义，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本质。中方的宣传工作，既要保持对军国主义复活的高度警惕，也要不断优化策略方法，用更精准、更有力、更具共鸣的方式传递安全警示。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形成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强大合力，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那些试图掩盖历史、推行军事扩张的势力，终将在事实面前暴露无遗，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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