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将中书省左丞相（宰相）胡惟庸下狱诛杀，这场案件牵连甚广，前后有三万余人被株连，成为明初四大案之一。
就在胡惟庸伏诛的同一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影响明朝此后两百多年国运的诏书：“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尚书任天下事”。
从秦朝开始传承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到朱元璋手里戛然而止，这意味着：六部从此不再受中书省管辖，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
朱元璋做这件事看似为了巩固朱家江山，实际上却给大明王朝埋下无数难以根治的隐患。
秦统一六国后，正式确立宰相制度。
宰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多人觉得，宰相就是皇帝的副手，是朝廷里最大的官，这个说法不算错，但不够全面。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时代，皇帝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手握最高决策权，可偌大一个王朝，每天大大小小的事务堆积如山，单靠皇帝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这时候，宰相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他相当于皇帝的“大管家”，是百官之首，也是整个行政体系的中枢。
宰相的核心职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统筹政务，把全国各地呈上来的奏章分类整理，提炼出关键信息，再根据朝廷的典章制度和实际情况，附上自己的处理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
二是监督执行，皇帝拍板之后，宰相要负责把圣旨传达给六部，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
三是拾遗补缺，皇帝也是人，难免有头脑发热、判断失误的时候，比如一时冲动要加重百姓赋税，或是要草率发动战争，这时宰相就可以站出来劝谏，甚至依法驳回不合理的诏书，避免皇帝犯下大错。
此外，宰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他还是皇权和百官之间的缓冲带。
皇帝高高在上，和底层官员之间隔着层层壁垒，很多时候没法直接了解下面的情况。
而百官也需要一个代言人，把基层的困难和诉求传递上去。
宰相就处在这个中间位置，既能帮皇帝梳理民意，也能帮百官争取合理的资源。
这种君权和相权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关系，是从秦至元以来，历代王朝能稳定运转的重要基石。
既然宰相制度运行了一千五百多年，堪称历代王朝稳定运转的重要基石。那么，朱元璋又为什么要铁了心地废除宰相？
这和朱元璋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有密切关系。
朱元璋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出身最苦的，他出身于濠州的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十七岁那年，家乡因蝗灾和瘟疫，父母和兄长接连去世，却连下葬父兄的地都没有，只能靠着邻居的帮助，才草草掩埋了亲人。
走投无路的他，先是去皇觉寺当了和尚，后来寺庙也养不起人了，他又被迫云游四方，当了三年的“游方僧”，其实就是到处乞讨。
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朱元璋尝遍了人间疾苦，也让他看透了元朝末年的官场黑暗。
他亲眼目睹了元朝后期权臣擅自任免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朝堂之上拉帮结派，地方之上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
所以，朱元璋登基之后，对“权臣”深恶痛绝。
他总担心大明王朝早晚也会像元朝那样，权臣前赴后继，威胁朱家的皇权。
在他看来，宰相就最有可能成为权臣之首，因为宰相手握行政大权，要是心怀不轨，很容易就能架空皇帝。
这种猜忌心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越来越严重，而当时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恰好就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和朱元璋是同乡，早年就跟着朱元璋打天下，是明朝的开国功臣。
洪武六年，胡惟庸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又升为左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客观来说，胡惟庸确实有一定的才干，处理政务也干练，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恃宠而骄，专横跋扈。
仗着朱元璋的信任，胡惟庸在朝堂上拉帮结派，把和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排挤出去。
很多政务，他不请示皇帝就擅自做主。
收到的奏章里，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都隐瞒下来，不让朱元璋知道。
甚至连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他都敢私自截留。
更让朱元璋无法容忍的是，胡惟庸还暗中结交军事将领，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
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还没等到他的子孙，在他执政时就冒出了胡惟庸这样的权臣。
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毫不犹豫地将胡惟庸下狱诛杀。
但他杀胡惟庸更深层目的在于：要借着胡惟庸案，彻底铲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
于是，朱元璋以“胡党”的罪名，大肆株连，凡是和胡惟庸有过交往的官员，几乎都难逃一劫，前后牵连三万余人。
在清除了所谓的“胡党”之后，朱元璋正式下诏，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里立下铁规：“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这道铁规，把宰相制度彻底给废除了。
朱元璋觉得，这样一来，皇权就能高度集中，朱家的江山就能千秋万代。
可是，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朱元璋所预判的那样吗？
从短期来看，朱元璋确实达到了目的——洪武年间，皇权前所未有地集中，朝廷里没有一个大臣有能力挑战皇帝的权威，明朝初期的统治也确实比较稳定。
但朱元璋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皇帝也不例外。
他自己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史书记载，朱元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去上朝，和大臣们讨论政务，散朝之后又回到后宫批阅奏章，常常忙到深夜。
他曾说过：“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辄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
可就算是他自己如此勤政，废除宰相之后的政务压力，还是让他不堪重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洪武十七年九月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一共收到了1160份奏章，涉及3391件事务。
这些事务五花八门，大到边疆的军事调动、河道的修缮方案，小到地方的田赋减免、百姓的诉讼案件，全都要皇帝亲自批阅、亲自决策。
八天有192个小时，就算朱元璋不吃不喝不睡觉，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处理政务，平均下来处理每件事的时间也只有3.3分钟。
更何况，他还要上朝议事、接见大臣、处理突发情况，根本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批阅奏章上。
所以，朱元璋常常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发出“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的悲叹。
朱元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想到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设立殿阁大学士。
洪武十五年，他仿照宋朝的制度，任命了一批有学问、品行端正的大臣，让他们在文渊阁、武英殿等殿阁里值班，帮自己看奏章、出主意。
但朱元璋对这些大学士防备心很重，只给他们很低的官阶，最高也不过五品，而且明确规定，他们只能提建议，不能做决策，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秘书”，没有任何实权。
朱元璋的想法很简单：他既要有人帮忙分担工作，又要防止这些人变成新的宰相。
但他没想到，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新的形势而发生变化的。
他自己是个勤政的皇帝，能扛住高强度的工作，但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有他这样的精力和耐心。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的皇位，登基之后，他既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又要忙着北伐蒙古、南征安南，还要派人下西洋，根本没时间处理日常政务。
于是，他把殿阁大学士的地位抬高了，让解缙、杨士奇、杨荣等人入阁办事，帮自己处理奏章、草拟诏书。
这些人组成的机构，就是后来的内阁。
刚开始，内阁的权力还不大，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
但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内阁大臣的官阶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兼任六部尚书，权力也越来越大。
他们逐渐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权力——票拟。
所谓“票拟”，就是内阁大臣把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的前面，呈给皇帝批阅。
皇帝看了之后，用红笔做最终批示，这叫“批红”。
从理论上来说，“批红”才是最终的决策权，可到了明朝中后期，很多皇帝根本没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勤政精神，他们要么沉迷炼丹修道，要么沉迷酒色玩乐，要么干脆几十年不上朝。
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躲在宫里炼丹。
万历皇帝，创下了三十年不上朝的纪录。
天启皇帝，喜欢做木匠活，把政务都交给宦官处理。
这些皇帝懒得自己批红，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了身边的宦官。
于是，内阁的票拟能不能生效，全看宦官的批红。
到了这个时候，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堪比以前的宰相，比如嘉靖时期的严嵩、万历时期的张居正，都是权倾朝野的人物。
但麻烦的是，内阁没有法定的宰相名分，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皇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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