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上午，江津城外飘着牛毛细雨，木楼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陈松年推门而入，看到父亲躺在竹榻上，他心里一下“咯噔”——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意识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陈独秀就要走到终点了。
父亲嘱咐完身后事，叮嘱潘兰珍自立，叮嘱松年“回家把棺木都带回去”，随后长叹。短短数语，却把松年的担子压得更沉。两天后，陈独秀闭目，遗体暂厝鼎山山麓。
消息传开，江津的冬青树下围满了闻讯而来的名流与学生，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好奇：抗战正酣，前路艰险，何苦坚持把遗骨送回安庆？陈松年只是摇头，不肯多言。他知道父亲骨子里的那份“落叶归根”倔劲，也知道祖母同样的遗愿。
潘兰珍在守丧满月后离开江津，投亲靠友去了昆明。临行前，她对松年低声说：“你还年轻，别把自己困在这儿。”松年苦笑，他不是没想过走，可问题摆在眼前——安庆仍在日军铁蹄之下，水陆交通时断时续，带着两口棺木穿越战区，无异于豪赌。
更现实的麻烦是钱。松年在江津第九中学做总务，每月薪水勉强糊口，二女一子接连出生，柴米油盐都得精打细算。就算挤出路费，也很难一次性凑齐长途运棺的船费、护送人的车马费与安葬费。
有意思的是，九中原本是安庆二中西迁而来，校舍简陋，老师们白天上课、夜里当警卫。松年利用课余种菜、养鸡，算下来年景好时能贴补十几块现洋。有人问他：“你堂堂革命烈士之后，何必如此？”他淡淡一句：“种菜不丢人，求人才丢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电报传到江津。同学们放鞭炮、唱歌，气氛热闹得像赶场，松年却趴在案牍上算账——从江津到重庆上水四十里，再转长江回安庆两千余里，沿途需换船三次、雇脚夫四次，粗略一算要四百万法币。数字把他吓了一跳。
值得一提的是，江津的浙江会馆管事听说“陈家要运灵柩”，主动提出免船租；九中教务主任则发动师生捐助，一人一块、两块，硬是凑出了一万多法币。松年把钱攥在手里，鼻子酸得不行——这是一群跟父亲政见并不一致的人，却给出了最大的善意。
1947年春水涨，运棺的木船才能出滩。灵柩启程那天，陈松年跪在父亲坟前：“爹，祖母，我们回家。”他没再哭，心里却像被抽空。船抵重庆浙江会馆时，川江号子在夜色里拖着悠长尾音，松年独坐船头，想到父亲当年“南陈北李”的壮阔场面，忽觉世事好像转了一个巨大的圈，又回到原点。
抵安庆后，他按照父亲遗嘱，将祖父祖母合葬，把父母安置在叶家冲。地方政府并未设置障碍，只是简单一句：“烈属应得安宁。”这句平静的话，比任何褒奖都来得体面。
抗战结束，国共内战紧随而至，安庆阴云未散。亲友劝他离开，“往上海、往北平去，谋个差事”。陈松年摆手，“江津呆过，战火都没躲，现在图什么捷径？”他带着家人种地、做窑工，领三十斤粮票，日子过得干干净净。
1953年，毛主席询问“陈独秀后人近况”，地方很快给了烈属补贴。窑工们为他高兴，有人打趣：“老陈，你终于不用拿肩膀扛砖了。”他却把补贴一半寄给重庆浙江会馆，说是偿还当年的船租人情，另一半拿去修缮九中破屋。
1970年代末，墓碑被雨水侵蚀，名字模糊不清。陈松年再次申请维修。有人揶揄：“你父亲褒贬不一，修墓怕惹麻烦。”他回答：“碑上只写生卒，不评功过，后人自会考证。”一句话堵住众人之口。
1984年夏，新墓落成，碑顶没有华丽辞藻，只刻“陈独秀之墓”。揭碑时，松年站在烈日下，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他没说任何话，只抬手抹了抹碑身的灰尘。
多年以后，学者来访，问他为何当年不随潘兰珍离开江津。陈松年放下茶盏，沉吟片刻：“父亲既未回乡，我怎敢动身？老人家停在江津，我就得守在江津。这不是孝，是分内事。”短短一句，道尽二十余年坚守。
在江津的那段时间，陈松年照料的不仅是两口棺木，更是与父辈、与时代剪不断的羁绊。外界怎样评价陈独秀，他从不多嘴；但提到送灵柩回乡，他从未迟疑。有时历史选择了某个人做一件事，这个人便别无选择。陈松年深知，自己就是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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