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7日，北京的温度刚刚跌进二十度以下，广场上仍有游客挥着手中的小扇。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即将到来的毛主席逝世十周年纪念日。9月9日当天，纪念堂计划延长开放三个小时，毛岸青、李讷、孔令华等后人都会到场。消息发布后，很多报纸顺带提了一句：大女儿李敏身体欠佳，或无法出席。没想到，就是这句话，引来外界一连串的猜测。
对观众来说，李敏缺席有些突兀。许多人记得，她只要身体允许，从不缺席父亲的任何官方纪念活动，哪怕只是默站几分钟，也要亲自去。原因其实简单：毛主席生前叮嘱子女“节俭低调”，李敏把这句话当成准则，每回去纪念堂，她都会特意挑出那件深蓝呢子外套——那是她“最好的衣裳”。在旁人眼里平平无奇的一件旧衣服，于她却是“正式场合才穿”。
李敏的简朴，外界常用“穷”概括，但事实比标签复杂得多。她曾在空军工程学院任职，1977年因身体缘故提前离岗，此后主要靠丈夫孔令华的工资过日子。两人常说，“一个月几十元，算好了也只能把菜篮子撑到月中”。孩子上学、看贺子珍（李敏母亲）的路费，全得精打细算；有时为了省钱，她会一次性买十几棵白菜，切半棵放锅里炖到第三餐仍舍不得倒。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李敏总说：“浪费是大罪，爸爸不会同意的。”
经济拮据，并非她拒绝“利用身份”的借口，而是主动的选择。八十年代初，某公司开出挂名顾问的高价，希望借“毛主席之女”的名头招徕客户。李敏只答了一句：“没干活，怎么拿钱？”朋友硬塞了一辆新自行车，她把车锁在楼道里，几年后锈迹斑斑仍没碰过。有人好奇，主席生前那么多稿费，后人拿不到吗？答案是：直到1981年，中办才按毛主席生前对李讷、李敏、毛岸青各八千元的一致安排，补发给她。同批还有一台彩电、一台电冰箱。李敏把八千元封存，想着“留给妈妈看病”，结果贺子珍去世，也没用掉一分。
李敏身体一直不好，毛主席在世时就常为她担忧。幼时随母亲在莫斯科度过严寒战时岁月，因肺炎加脑炎差点夭折；抢救回来，却落下心脏病根。回国后虽调养多年，仍动不动心悸乏力。1984年，贺子珍病危，上海龙华医院的电话把她从病床上拖起。送别母亲后，她连夜赶回北京安顿骨灰，悲痛和劳累让病情再度恶化，淋巴结肿大、感冒并发症一起找上门。医生当时劝她静养半年，不可远行。
偏偏两年后就碰上父亲逝世十周年。9月9日凌晨，李敏实在起不来，孔令华只好替她向中办请辞。当天中午，有记者敲门，她靠在藤椅上，勉强坐直，说了那句话：“我病得厉害，走不动。爸爸知道肯定不会责怪。”短短一句，却把外界所有猜疑都挡了回去。她没说的是，她早在家中客厅摆好遗像，暗自点了蜡烛，一遍遍回想毛主席当年握着她的手讲“普通劳动者最光荣”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缺席纪念堂并不代表李敏淡漠。次年春暖花开，她病情稍缓，就与女儿孔东梅一起悄悄买票排队，和普通游客一样绕着水晶棺走完全程，没惊动任何媒体。当时排在她前面的老人转身望了几眼，似乎认出了她，却什么也没说。场面短暂而安静，却有分外庄重的意味。
李敏之后的生活依旧清简。孔令华90年代初下海到深圳创建文化公司，想用赚到的钱举办毛泽东思想研讨会，李敏虽支持，却从不参与公司管理。她的态度很明确：“我守好家门，别给你惹麻烦。”坊间曾传她手握巨额稿费、在特区购房等传闻；事实上，她始终住在普通筒子楼，来北京卫戍区医务所看病也排队挂号，没一次例外。
至于1986年这次未能前往纪念堂，外界议论了几个月，后来慢慢淡下去。李敏从未公开回应，只把那天的报纸剪下来，夹在父亲诗词集的扉页里。许多年后，朋友问起，她轻描淡写：“那天在家也能纪念，心到就行。”一句平常话，道出了她对父亲最质朴的敬重与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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