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春，吉安地区的晨雾像薄纱一样挂在青山间，乡村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今年的早稻播种要点。几辆吉普车沿着并不平整的公路驶来，车窗里坐着两位白发老人——朱德与康克清。他们此行有两件事：一是到井冈山旧址看看，二是找一个名字久被尘封的人。
这位被寻找的人叫王泉媛。左邻右舍只知她早年闯过北方，当了几年兵，后来就回乡种田。她说话轻声，种田利索，赶集时常帮隔壁大嫂挑担。孩子们喊她“王婶”，没人想到她曾率领过上千名女战士冲锋陷阵。
消息是几封零星来信拼出的线索。康克清拆开泛黄信纸，一行钢笔字提到：“王泉媛，现住泰和县某公社，务农。”朱德皱起眉头，“她当年是什么出身大家都清楚，怎么会在田间默默无闻？”
汽车抵达公社，干部陪同二位步行进村。麦苗齐腰，泥土潮湿，远处有人弯腰拔草。那人抬头，额前几缕白发粘在汗水里，眼神清亮。康克清快步上前，“泉媛，是我。”王泉媛先是怔住，随即举起满是泥巴的双手，嘴唇微抖却没发出声音。她刚想行军礼，又觉双膝发软，只好直挺挺站着。
短暂寒暄后几人转进村部，小屋挤满了人。县里一位负责人低声嘀咕：“她现在就是社员，让她当干部不合规。”朱德拍案而起：“简直瞎胡闹！她在西路军打过硬仗，你们谁敢说自己走过三次草地？”一句话砸得屋内静到能听见窗外麻雀扑棱翅膀。
话得回到26年前。1936年冬，河西走廊的狂风裹着沙砾，西路军正在血战古浪。徐向前部署突围，王泉媛带着妇女抗日先锋团断后。枪声歇了又起，敌骑兵像潮水一样冲来。弹匣空了，她把刺刀绑在枪管，姑娘们把石头装进军帽，贴地猛掷。四天三夜，团部减员近千，终因寡不敌众被分割包围。
1937年春，她与残部被押到高台。马家军软硬兼施，先劝降，再威逼。酷刑、鞭打、饥饿，日复一日。有人守不住屈辱，留下泪水咬舌自尽。王泉媛劝慰幸存的姐妹：“活下去，找机会回队伍。”夜半，她与几名战士在黑暗角落低声互认暗号。对话很短，怕惊动岗哨，却像篝火，支撑着濒临绝望的心。
她被分给工兵团团长马正昌。鞭梢沾着砂砾，一次抽破几处血口。两年里，她逃脱五次，次次未果却不言弃。1939年3月，部队调防，马正昌忙乱中把她锁在院角。一个老马倌悄悄递来锉刀，“趁夜走吧。”漆黑里，她啃着干燥馍馍，一锉、一撬，锁环终于脱落。她穿过冷风中的戈壁，靠乞讨、靠好心人相助，沿河西、过秦陇、踏荆粤，历九个月方返江西。
新四军整编、解放战争爆发，她却未能回到队伍。组织关系悬而未决，她便躬身务农。插秧、收稻，挑粪浇田，干得麻溜。村干部替她感到委屈，她摆摆手：“还能种地就不错。”土房里，墙上只挂着一张残旧照片——她身穿呢子军装，与王首道在瑞金郊外并肩而立。婚礼办在战壕，证婚人是枪声和星光，两人第二天就各赴战场，自此天各一方。
时光推至1962年。朱德要求尽快研究安排王泉媛的身份。县里会后决定：先解决户口问题，再调她到敬老院。王泉媛一听，急忙说：“别麻烦，我就想种好这一亩三分地。”朱德笑了，“这不是麻烦，是该做的。”
1967年，泰和县敬老院成立，她担任院长，每日清点药品、安排伙食。老人们唤她“老团长”，她反复叮嘱：“别这么叫，叫王院长就行。”窗外桂花盛开，她常站在树下晒太阳，衣襟飘着淡淡香味。
1982年八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侧厅里，王首道迎面走来。四十七年不见，两人隔着半臂距离，竟不知先说什么。王首道扶住她肩头，只说一句：“辛苦了。”那年，他六十九岁，她六十七岁。
组织部门很快恢复王泉媛党籍，并按副地级办离休手续。她领到证件时只提了一个要求：把户头上多给的口粮补贴转到敬老院伙房。工作人员劝她别退，她笑：“年纪大了，吃不了那么多。”
晚年最轰动的一件事发生在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现场，王泉媛拿出1000元党费。有人好奇，这笔钱在农村攒多久？她轻描淡写，“多给灾区孩子买罐奶粉。”
2009年五月，她因为心脏衰竭在南昌逝世。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护送一位中央领导人赴葬。仪式极简单，一束康乃馨、一首《十送红军》，哨声划破天空，云层深处像有人在答礼。
如今在泰和县档案室里，保存着她当年写给县委的自述：八页信纸，全是楷书。“我生逢乱世，所幸找到红军这条路。”这句话下方，墨迹微洇，似有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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