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北京西城的跨车胡同里灯火已尽，九十岁的齐白石却难以入眠。土改工作队送来一纸“地主”登记表，他手里的毛笔悬在半空，竟写不出半个字。那张表像石块压在胸口——自幼务农、靠卖画养家，怎么就成了“剥削阶级”？凌晨两点，他披衣出了门，敲响旁边沙井胡同徐悲鸿寓所的大门。屋里灯亮，徐悲鸿只说了一句：“老齐，给主席写信。”两位老画家对视良久，院里槐花的香气说不清是清甜还是苦涩。
齐白石最终提笔。信并不长：交代家中仅有的几亩地是靠卖画所得，未曾放过一分高利贷，也从未雇长工。他把信封好，却犹豫是否真要递到中南海。就在这时，他想起几年前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中南海小桥流水，毛泽东笑着端来一盏湘潭擂茶，说话带着老家的土音——“阿芝，难得同乡在此。”短短一句，让两人拉近了三十年的年龄差。
第一次通信发生在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后收到一封寄错地址的湘潭乡信，原主竟是齐白石。毛泽东亲自送信，同乡之谊自此扎根。1950年1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致函齐白石，邀请这位无党派长者共商新政。齐白石没去，但回赠两方寿山石印。毛泽东摊开印章，见包裹竟是齐白石用来练笔的小画，便吩咐装裱悬挂书房。由此，老人对领袖的信赖越发深厚。
同年春天，毛泽东接齐白石进中南海赏花。那天北海的水波不兴，丁香刚过，石榴却已吐蕊。毛泽东指着满树嫩果说：“老哥，你的‘衰年变法’比这树更有生气。”齐白石听罢，爽朗大笑。酒过三巡，他送上一方用了一辈子的圆石砚，自刻一行小字“是吾子孙不得与人”。毛泽东握着砚台沉默片刻，只说了四个字：“情重如山。”
回到土改风声鹤唳的1950年夏天。徐悲鸿亲自带信进了怀仁堂，随即有了批示：交湘潭地委研究。王首道接件当天便复电北京，确认齐白石“自耕自画”，不按地主处理，只按政策征地。工作队撤离时，胡同里没人再提“批斗”。齐白石抬头望着屋梁上挂的旧灯笼，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他对孙辈说：“主席信我，我也信他。”
事后不久，齐白石依旧坚持每年寄画。十几幅《红梅》《鹰石图》被送入中南海，毛泽东逐一支付润笔费，从不以“礼物”相收。往返之间，老人收到的不是现金而已，还有湖南茶油、长锋羊毫、东北野山参。画家常说工具就是生命，羊毫在手，他一天能完成三幅。九十岁开始的创作高峰，就这样被激活。
1953年1月1日，齐白石九十寿辰。毛泽东特批文化部替老人筹办小型家宴，礼物亲自挑选：一坛茶油咸菌、一对长锋羊毫、整支野山参、一对鹿茸。齐白石看礼单时笑道：“蔗境弥甘，这是真甜。”
寿后四年，齐白石积劳成疾。1957年5月，田家英奉命探望。老人握着田家英的手轻声道：“我若好转，再去中南海照相。”同年9月13日清晨，病榻边的砚台犹染未干墨迹，却再也等不到主人。他的遗愿很简单：画稿、砚石、印章，一并赠国家。周恩来得讯赶到医院，掀开白布，注意到老人手中仍紧握那支湖南羊毫，随后沉默绕床一周，把笔轻轻放回砚上。
至此，一封深夜求助信，延续了艺术家对政治家、同乡对同乡的互信，也保住了老人一世清誉。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中，齐白石的遭遇显得微不足道，却真实映照出制度与人情的张力。毛泽东批示上的一句“实事求是”，给土改原则加了一抹柔光，也让“地主”二字与老人无缘。1950年的跨车胡同，剩下的只有墨香和槐花味，夜色再深，也有人为他点亮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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