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上旬，北京晨光微凉。前门大街的车流中，一位头发花白的农民推着旧自行车，一边打听，一边自言自语：“总得让首长知道我来了。”他叫肖成佳，今年六十三岁，来自江西泰和，口袋里只有四十多块路费以及一封写满密密麻麻地址的便条。
他来京的缘由说起来并不复杂：一年多前，报纸登出黄火青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肖成佳看到熟悉的名字，心口“咚”地猛跳——那是他长征路上的顶头上司。战后散失了红军身份的他，忽然觉得机会来了，“得让老首长给我作个证。”
可北京城大得吓人。找不到人，他便守在西单附近的检察院门前，试图递口信。岗哨依规拒绝来访，他干脆坐在路边，背包当垫，眯眼琢磨新法子。午后，他对警卫说想借厕所，被允许进入院内，却仍不知黄火青办公室在哪。
就在这时，一辆印着八一车牌的越野车缓缓驶向大门。肖成佳心里一动：车里准是大干部。念头一起，他猛地冲到车前，双臂一展，硬生生逼停车辆。刹车声尖锐刺耳，院内瞬时骚动。司机惊魂未定，车门推开，一位中年参谋快步上前质问。肖成佳并不退缩，将来龙去脉倒了个八成：“求见黄检察长，他是我老首长！”
参谋有些迟疑，又见老人神色恳切，便通报秘书。几分钟后，肖成佳跟着秘书沿着长廊穿行，脚步急，还带点颤。推门那刻，他第一眼就认出了坐在书桌后的黄火青：鬓发虽白，眉宇仍峻。“老首长，我是肖成佳！”老人声音发粗，带着乡音。黄火青眯眼打量，显然一时没想起。肖成佳赶紧补一句：“三号花机关！”
短短五个字，如同一支火把点亮了往昔。黄火青豁然站起，啪地拍了下桌角：“原来是你这个小鬼！”一句“红小鬼”，把两位白发人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遵义以北。
气氛一下轻快。黄火青招手：“坐下，先说说路上辛苦。”话音未落，肖成佳直挺挺站着：“首长，我有事求您。”黄火青笑意仍在，“先回答我——那首杜娘歌，还会唱吗？”肖成佳挺胸，嗓音沙哑却有劲：“杜娘捶布声，捶得天也惊……”黄火青轻轻打拍。
歌声只几句，房里已弥漫长征味道。往事翻涌——
1935年初春，川黔交界的山道雾气沉沉。时任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需要找一名临时排长去卡口堵敌援。罗炳辉把手一摊：能上阵的都派出去了。正在旁边记录的“红小鬼”肖成佳被点名：“你去，能挡住吗？”少年握枪敬礼：“能！”
他带着三十多号人趴在小路两侧，一夜寒露。次日拂晓，两百余名川军踏入伏击圈。枪响、惊叫、溃逃，战斗不到半小时结束。收拢战利品时，战士才发现肖成佳右手鲜血直淌，他却浑然不觉。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指挥作战，也是军团顺利夺取娄山关的重要一环。
命运却在一年后调转方向。1936年古浪河畔，西路军受挫，肖成佳在沙场负伤被俘。辗转牢狱，靠家中东拼西凑的三十块银元才逃出生天。从那日起，他把旧军装深埋床底，陪母务农，直到共和国成立。
新政权承认红军资历需证明。肖成佳跑县里三回，对方只回一句：“得找见证人。”可战友散落天涯无处寻，红军档案又大多遗失，他只好作罢。二十多年，他种田、挑水、娶妻、生子，偶尔跟邻居提一句“当年打过鬼子”，大伙以为他吹牛。直到看到黄火青复出，他再也坐不住了。
北京这场“碰瓷”之后，黄火青当即吩咐秘书起草证明：“肖成佳，原第五军团、后调九军团，参加长征抵娄山关战斗……此信足证其革命军人身份。”落款盖章，日期写的是1979年5月13日。
拿到文件，肖成佳连夜坐火车回南昌，再转客车折返泰和。县民政看到检察长亲笔信，态度立刻转向，随即补办烈属抚恤、党籍恢复、医药补助。一个月后，红色编号档案补录完毕，他重新成为注册在册的老红军。
1980年代，国家对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在册存活的老兵逐人定补。肖成佳每月可以领取足以支撑全家生活的津贴，地里活儿渐渐少做，清晨陪老伴饮茶，夜晚与老友搓麻。
2006年深秋，地县电视台来家中采访。镜头前，老人精神矍铄，随口又哼起那首杜娘歌，还用左手比划枪栓动作。记者问他最难忘哪一天，他想了想：“那次车前伸手，心里直发抖，怕刹不住。”停了两秒，他补一句，“可要真没拦下，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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