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日20时，人民大会堂大幕拉开，银幕上枪声轰鸣，火光映红了观众的脸。来自各大战役旧部的百余名老兵坐在前排，他们的军功章在灯下闪亮，却少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位瘦削高挑、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将——李作鹏。
他低头摩挲着手中的纪念门票，票面印着“辽沈、淮海、平津”六个烫金大字。对第一次由国家出面拍摄的“三大战役”史诗，他原本有些期待。毕竟，这段历史里有他胸前的所有刀口，也有他跟随林彪冲锋的每一道血痕。
影片是在1986年立项。八一厂拉了长长的队伍：从导演李俊到战术顾问，再到各大军区选派的十三万官兵。坦克、山炮、伊尔—28、卡—28轮番上阵，炸药、空包弹共用了近两百万发。没有CG，全靠真爆破。工作人员形容那阵动静：“片场像一个移动的前沿指挥部。”
创作组前后跑了辽西走廊、冀中平原和津浦铁路沿线十多趟，资料室的老档案箱翻了个底朝天。聂荣臻元帅坐镇顾问席，每一次讨论会，他都拿着放大镜研究当年战地地图，连碉堡口朝向都要核实。剧本因此改了八回，样片审了九次，从1986拖到1991才得以首映。
散场时灯光亮起，掌声雷动。江山易主后的头脑们对这部影片表现出高度肯定。邓小平微笑着对随行人员说：“好，明年我还要再看。”这句话后来被报纸当头条，几天内传遍全国。
然而，当人们纷纷与演员合影、写观后感时，一旁的李作鹏却始终沉默。同排的老战友戳了他一下，打趣道：“老李，咱们当年的事儿，被人拍成这样，你咋不吭声？”李作鹏只闷闷地回了一句：“有些地方不对。”话音很轻，却透着倔强。
回到招待所，他才打开话匣子：“假的林彪，假的罗荣桓，假的刘亚楼。”停顿片刻，他又加了一句，“罗帅绝不是那副样子。若他还在，这剧本肯定过不了。”
李作鹏为何如此在意罗荣桓？时间退回到1948年9月下旬，东野司令部在本溪一座废弃的教堂里开会。锦州、长春该先打哪个？林彪手握战场主导权，忧虑补给线过长，坚持先取长春。罗荣桓的担心却在于：一旦长春久攻不下、国民党各路援军合围，东野可能被一举压在东北。会议空气凝滞，连煤油灯火苗都似乎放轻了声音。最终，两人共同起草电报发往西柏坡：“请示中央，愿依前电定于十月初攻锦州。”弃长春取锦州，不是一句呵斥便能扭转，而是在反复推演、严格服从总司令部意图后的审慎决断。
罗荣桓被后辈尊称“党的第一政治工作家”。他身材微胖，却心细入微。战前，他反复巡视后方医院、粮秣站，对卫生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伤员的包扎要再紧一点，别让疼痛拖住我们的兵。”李作鹏始终记得，罗荣桓在前线最常提起林彪的是一句“他胆有多大，心就要多细”。
影片却把罗帅拍成了一个会当众顶撞、借机衬托自己英明的“苛刻政委”。李作鹏无法接受。原因很简单：在四野，罗荣桓从不抢功，也极少在众人面前批评林彪。他更像润滑剂，悄悄消弭将门里的火药味。正因为此，林彪对罗荣桓才从最初的戒备到后来无条件信任。
李作鹏的情绪里，也有个人命运的暗影。1971年“九一三事件”过后，他被定性为林彪集团骨干，1973年锒铛入狱，1980年判刑。出狱后保外就医，长时间的沉寂让他更看重史实。对外人而言，这只是电影；对他，却是青春与热血的回放，被剪辑、被台词篡改。
编剧曾为“林彪写与不写”左右为难。1987年春，剧组专程去请示中央。杨尚昆的一句“历史不能缺口”让难题落地，但前提是“要突出党性，不可为他粉饰”。于是，影片中的林彪既有慧黠果断，也隐约透出冷峻孤僻；至于罗荣桓，被塑造成坚定的“纠偏者”，便显得锋芒略重。创作者想平衡人物间的道德高低，却在不经意间挤压了原本细腻的指挥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外籍影评人看完《大决战》后，对片中“党指挥枪”的政治工作体系颇感兴趣，认为这是解放军制胜的独特秘笈；而对战役战术细节却鲜有评述，这也从侧面说明，影像与当事人记忆之间，永远隔着一道无法抹平的缝。
片尾曲《英雄赞歌》响起时，大屏幕上映出滚动的“特别鸣谢”：辽沈、华北、南京等军区指战员13万余人。现场掌声再次爆发，唯有李作鹏缓缓起身，朝银幕敬了个军礼。年近八旬的右臂依旧笔挺，只是目光里多了点难以言说的黯然。
多年以后，人们谈起《大决战》，大多记得农民卖鸡蛋攒钱去电影院的热潮，记得演员马绍信逼真的“林司令”嗓音，却很少探究这部电影与历史之间的间隙。李作鹏当年的那句“假、假、假”，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像夹在掌声里的低频噪音，很快被淹没。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呈现，终究擦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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