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北京迎来第一场秋霜。警卫悄悄通报：“高敬亭同志的女儿来了，她想面见主席。”毛泽东停下批阅文件，沉默许久，只道一句：“请她进来。”这简单五个字，把在场的人拉回三十六年前那个压抑的午后——一封来自项英的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令延安窑洞里弥漫怒火。
高敬亭出生于1907年，安徽六安人，儿时在私塾读书，少壮从戎。1929年夏，他在家乡正式参加革命，随后投身鄂豫皖根据地。中央苏区时期，他历任红一军团特务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军参谋长等职。长征前夕，中央根据战略需要决定主力北上，高敬亭主动请缨留下。此举在当时并不轻松——鄂豫皖苏区连年鏖战，白色恐怖尚未消散，留下来就意味着与十数万国民党军周旋。
三年游击战争由此展开。从1934年冬到1937年秋，红二十八军不足2000人，却在大别山作战数百次，牵制17万国民党正规军。游击战灵活飘忽，今天袭击六安附近据点，明日又插到商城、霍山。国民党桂系旅长王敬久曾唏嘘：“这支队伍像山里的雾，捉不住。”部队人数也在拉锯中扩充到3000人，枪械大多是战场上缴获的德造汉阳造，却被士兵擦得雪亮。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读到“三年游击战争总结”手稿，拍案称赞：“红二十八军，成绩斐然，这个高敬亭很了不起。”第二年春，周恩来赴武汉筹办统一战线事宜，特地在江汉旅社单独召见这位面目黝黑、说话带乡音的将领。周恩来手握文件，微笑道：“中央记着你们，继续打出大别山的威风。”
随后出现新的形势。国共合作重新启动，南方各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1938年10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西成立，高敬亭出任司令员，叶挺任军长，项英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初到皖西，高敬亭接受的是“依托大别山，向豫南发展”的口径；可形势瞬息万变，国民党桂系部队对新四军实行弹药饷银双重封锁，部队日益拮据。新四军军部随后命第四支队迅速挺进合肥、巢湖一带，开辟新据点。
问题随之而来。合肥地处平原，敌伪军与日军夹击，且地方党组织薄弱。高敬亭主张，“先稳固皖西，再向外渗透”，可军部意见坚决：必须东进。1939年1月，高敬亭率主力两千人艰难穿越淝河，初到合肥外围就遭遇桂系顽军设伏，伤亡不轻。三月，他因疟疾复发返皖西疗养，叶挺接电后大怒：“命令立即回合肥，无条件执行。”病历还未合上，他便强撑高烧，咬牙再度东进。
东进途中，摩擦增多。桂系连长扬言：“高敬亭若敢过桥，立毙于此。”地方编遣问题、指挥权归属问题、兵员补给问题……层层矛盾被放大。项英收到情报后，给军部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核心观点只有一句：高敬亭不服中央调遣，动机可疑。4月下旬，这份报告加电报密件同时送到庐山蒋介石手中。“是否可以请贵府协助查处？”电报末尾用了“协请”二字，耐人寻味。
蒋介石先是狐疑，随后指示军统调查。不久，军统人员在皖西打探到几件“缺席会议”“私回六安”的小事，便凑成一份“通敌嫌疑”的卷宗。蒋介石见状，批示：“交新四军自办。”翻译过来只有四字：你们动手。
1939年7月初，叶挺抵达合肥郊外，召集第四支队高级军官。会议只有一句主题：审讯与执行。高敬亭挺身而出：“若说通敌，愿对质；若说不服命令，自撤职。”他的声音在闷热夜色中尤其清晰。有人回忆，当时高敬亭面不改色，只说了四个字：“杀便杀吧。”
7月14日拂晓，合肥北郊一片荒岗枪声划破空气。执行命令的是新四军宪兵小队。史料记载，高敬亭中弹后仍挺立，直到第二枪响起才缓缓倒地。他终年32岁。项英随即用加急密电向延安报告：“嫌疑已证，以军纪处决。”电报发出不过一刻钟，中央机关就送至毛泽东案头。
那天是1939年7月17日，延安窑洞内闷热难耐。电报拆封不久，一旁工作人员听见瓷杯砰然落地。毛泽东低沉开口：“蒋介石想买他的人头，花多少钱都没成功；可新四军却自断一臂，这不是糊涂是什么？”据在场者述，毛泽东说到此处，双手微颤，面色铁青。之后召集书记处紧急会议，希望先查证后定论。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事情过去后，毛泽东常向干部谈起“用人要容才、容人”的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再度提到高敬亭：“冤死的人，一定要记账。”1946年延安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他还夹杂一句：“高敬亭若在，大别山会更稳。”类似的只言片语，穿过漫长岁月，始终提醒着后辈：内部团结来之不易。
时间回到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双手奉上一摞泛黄资料，眼含期待：“请求为父亲正名。”毛泽东翻看片刻，对秘书说：“向中央组织部转呈，按党内审查程序办理。”短短指示，却为事件开启重新评估的闸门。四年后，中共中央批复：高敬亭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处决决定违背事实，予以彻底平反。
1980年春，大别山杜鹃盛开。六安烈士陵园内，第四支队老兵在墓前列队，胸口别着用蓝布包好的授衔证、立功证。有人轻声念出碑文：“高敬亭同志，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1907—1939。”嵌金字体在日光下熠熠生辉。风吹过松针，沙沙作响，如同旧日战号隐隐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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