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北京已是深秋，北海的湖面开始结薄冰。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小坐，他翻阅着刚收到的海外报刊，看到南美乌拉圭一个熟悉的名字——萧子升，忽然放下报纸，对身旁值班的卫士说：“这个人，我二十多年没见了。”一句随口而出的感慨，勾起了他对1917年暑假的回忆，也让那位早已隐没在传说中的老僧再次浮现。
时间拨回到1917年7月底。彼时的湖南正值酷暑，二十四岁的毛泽东与同窗萧子升从湘潭出发，打算一路走访乡村塾馆，顺便采集民情资料。两人囊中羞涩，只能靠双脚丈量大地。行至醴陵境内，他们错过了最后一班客栈船灯，不得已钻进一座地处山脚的古寺投宿。寺里只剩一名老僧看守，头发花白，静坐在昏黄的油灯前。
年轻人精力旺盛，夜深仍想聊天。毛泽东同老僧从《孟子》谈到《大乘起信论》，又从晚清新政聊到俄国二月革命。萧子升一旁补充西欧宪政案例，言辞激烈。老人听完，两眼微闭，好半晌才缓缓开口：“兴国之道，在得正途；正途之人，今夜坐在我面前。”灯焰晃动，照出老僧皱纹深深的面庞。毛泽东并未接话，却低头沉思。老僧又看向萧子升：“君志在四海，恐怕终有一别，此去复归艰难。”短短数语，语气平淡，像夜雨敲窗，不留痕迹。
说完，他将破旧木鱼收进蒲团下，起身离去。萧子升嗤笑：“出家人好玄谈。”毛泽东摆摆手：“他说得有趣，留意也无妨。”这段对话后来在两人通信中再未被提起，却像暗线，伴随各自命运的伸展。
第一条预言“兴国之道，在得正途”，成了毛泽东苦寻答案时的注脚。1919年五四浪潮刚过，他已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用犀利的文字高呼“改造社会”，坚持走向人民。1921年7月，他赴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投身建党建军。1927年秋收起义后，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中国革命从这一步开始找到属于它的“正途”。此时他三十四岁，老僧那年说话的神情忽然清晰起来。
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极力倡导国共合作、坚持敌后抗战，把上百万农民武装成革命军队。三年解放战争结束——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出路”这一预言算是兑现。开国大典后，周边列强的封锁环伺，新政权仍步履艰难，但历史转向已不可逆。
第二条预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萧子升坚持“教育救国”，主张温和改良，1921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激烈辩论。萧子升说：“枪炮会让国家再陷动荡，启蒙教育才是根本。”毛泽东摇头：“农民没饭吃，何来读书？先翻身，再开窍。”无果而终后，萧子升赴欧美、后去东南亚，最终于1950年移居乌拉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远在南半球的蒙得维的亚，新闻延迟数周才传到手中。他只对友人叹息：“天下已非我能左右。”
建国初年，外交部组成访拉美艺术团，毛泽东特意叮嘱团员：“到了乌拉圭，若能见着子升，替我带句话：‘故乡依旧在，他可愿归？’”艺术团抵达当地后，多方联络，却被婉拒。萧子升在回信中自称年迈多病，路远难行。有人私底下推测，他忧心自己曾在国民政府背景下的经历，无颜踏上故土，也忧虑新政权对“旧官僚”的审视。1976年11月21日，毛泽东逝世两个月后，萧子升病逝乌拉圭，遗言是“将骨灰带回湘乡”。两位昔日好友，终究天人两隔；那位老僧关于“此去复归艰难”的预言，也在时光中写下了残酷注脚。
有意思的是，关于那场“寺庙夜谈”，学界分歧颇大。一些地方志无法找到相符记录，而萧子升晚年口述的自传中亦无明文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省图书馆整理毛泽东早期手稿，未发现对老僧的直接描述。于是便有人怀疑，这段故事或许经过传闻放大，被赋予过多传奇色彩。即便如此，它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契合了两位青年后来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人选择枪杆，一人坚持书卷；一人回到人民中间，一人漂泊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佛教=封建迷信”并未全盘否定。延安时期，他曾陪李银桥走过一座荒废寺庙，李银桥说里头都是神像，没什么看的。毛泽东回答：“神像可以不要，三藏十二部还是有学问的。”建国后，他明确提出保护宗教古迹，宗教问题“宜疏不宜堵”，并指示统战部尊重信仰自由。此举充分体现他对传统文化的包容，也从侧面印证老僧评语所说的“得正途者，兼容并包”。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分岔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时代冲突在两位知识青年身上的具象投影。一个时代选择了革命，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远行；革命胜利了，远行者却难以归程。老僧两句短短预言，看似玄妙，其实不过映照出历史发展的两种可能：谁能把握时代脉搏，谁便能成为引路人；谁若偏离那股洪流，纵有抱负，也可能在岁月深处空留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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