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京博物院因一幅明代名画《江南春》图卷陷入舆论漩涡。
这幅画作于1959年由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后人捐赠给南博，却在2025年突然出现在北京一场拍卖会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当捐赠人后代前往南博查询时，被告知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幅画作早在数十年前就被鉴定为“伪作”，并已从馆藏中“剔除”。当年在江苏省文物总店买下它的发票购买人一栏只写着“顾客”两个大字，仅以6800元成交。
舆论固然是哗然一片，我没有感觉半点惊奇。我想通过三桩往事帮大家管窥文博系统的深层病灶。
康生曾经被称为“文物大盗”。他对文物的掠夺堪称近代文博史上的耻辱。他凭借权力，以“借” 为名长期侵占故宫文物，唐代陶龟砚被其 “借”走后编入私人藏品，故宫只能无奈办理调拨手续。“文革” 期间，他开出收藏家名单煽动红卫兵抄家，将邓拓、傅惜华等名家的珍藏集中后趁机窃取。1968 至 1972 年间，他 32 次前往北京市文管处，盗走 12080 册图书和 1102 件文物，其中包括宋拓汉石经、黄庭坚真迹等国宝级珍品，有时仅象征性支付几元钱便强取豪夺。
康生家的东西并没有在康生死后被“打倒”而回归它们原来的地方。
萧元——监守自盗的 “业内标杆”。
广州美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从名画库盗取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画作143 幅，用假画替换后，将真品通过拍卖行售出 125 件，涉案金额过亿。更荒诞的是，他首次作案时就发现部分藏品已被调包，案发后指认时，竟发现自己放进去的假画又被人换成了更次的赝品 —— 馆藏文物早已在多轮 “狸猫换太子” 中面目全非。最终萧元在审理期间病死狱中，仅18幅画作被追回。
李海涛——故宫文物的 “换宝贼”。
上世纪，故宫200 余件藏品划拨给承德外八庙博物馆，时任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海涛，多年间陆续盗走 259 件藏品，用复制品填充仓库，再通过关系网将真品送拍佳士得。2002 年，故宫研究员在拍卖会上发现这些 “故字头” 文物后报警，事件才得以曝光。尽管李海涛 2008 年被执行死刑，但流失的国宝大多难以追回，而这类 “划拨调包” 的操作，在文博系统并非个例。
南博某自杀的老馆长就曾经忧心忡忡向部下倾诉：某老领导“借”了好几幅名画长期不还，不知道怎么办......
南博事件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其实还不是丢了什么东西。而是他们把社会对公立机构那点原本就脆弱的信任感给踩碎了。我们打小进博物馆几乎像朝圣。经过此事件以及由此暴露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谁敢拍着胸脯打包票说玻璃柜里放的还是原来那件宝贝？
你满腔热血捐出家族世传的宝贝，东西一交割，不仅所有权没了，连知情权、监督权也全都没了。不打一场官司，连再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
现在看来，文博届的“靠山吃山”完全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洗白。操作起来太容易了：入库的时候，真东西给你记成存疑或者待研究（留下后门）。鉴定的时候，“专家”大笔一挥稀世之宝变赝品，再按流程提交报告给农业厅过来文化厅当厅长的领导，打着交流调拨的旗号，名正言顺把稀世之宝转到自己可以控制的监管稀松的基层单位。甚至当成不良资产拍卖变现。真品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洗白上市了。所以现在能怎么样呢？当事人退的退、死的死、文物卖的卖了、要么不知所踪......就算判一个院长，牵出几个“耿专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国外博物馆并非毫无问题，大英博物馆曾爆出2000 件藏品失窃，凡尔赛宫也深陷 “赝品门”，但极少出现大规模监守自盗和权力直接掠夺的丑陋现象。
其核心原因在于制度约束：
独立监管体系：意大利设立“文物宪兵”，由宪兵总部和文化遗产部双重领导，专门打击文物犯罪；美国、法国均有分级独立的文物管理机构，避免权力干预。
完善法律与登记制度：法国通过《马尔罗法》等细化法律全方位保护文物，德国定期对文物进行登记核实，藏品流转全程可追溯。
专业化从业门槛：法国国家遗产学院负责文物从业者培训，关键岗位需经严格的道德与专业审查，从源头降低人为风险。
反观国内，权力介入藏品管理、监管机制形同虚设、捐赠与划拨流程不透明，让文物成为少数人眼中的“肥肉”，无数真迹名作在 “合法程序” 掩盖下流失，唯有出现在拍卖会时，才会引发短暂波澜。
如果不能建立独立监管机构，配备专业执法力量，对藏品流转、鉴定、调拨全程监督。将所有馆藏文物建立高清数字档案，公开藏品来源、流转记录和鉴定报告，接受社会监督，让“调包”“丢失” 无处遁形。
强化终身追责机制，提高违法成本，打破“法不责众” 的侥幸心理。南博事件不是孤例，若不能从制度上斩断利益链条、堵住监管漏洞，类似的丑陋现象只会不断重演。
如果有司马上普查全国馆藏，四处起火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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