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在人群里轻声提起一个名字：“倘若李汉俊还在，今天该站在城楼上的，也该有他。”一句话，道尽唏嘘。
1902年，湖北潜江。十岁的李汉俊已经把《资治通鉴》读得滚瓜烂熟。乡邻记得，这个少年常抱着一本破旧地图出门，指着长江口说：“总有一天，要到海那边去看看。”四年后，他凭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主修土木，数学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可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里，他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命运的齿轮随即转动。
弃理从文是大多留学生最迟疑的选择，李汉俊却只用一个夜晚便作出决定。他跑去和辅导老师沟通，老师愣了几秒，调侃道：“你这是从桥梁跳进激流。”李汉俊笑答：“桥梁只是修路，激流才能推船。”这种洒脱，让同窗对他刮目相看。
1918年春，他带着满满一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回国。上海的印刷所里，油墨味混合煤烟味，他亲自校对译稿，错一个标点必重排。那一年，《唯物史观浅释》《劳动问题概论》相继见报，署名“汉俊”。有人说，这几个小册子像投进静水的石子，虽不起巨浪，却激起涟漪层层。
1920年8月，法租界贝勒路106号三层阁楼灯火彻夜。陈独秀赶赴广州前，将组织全权交给李汉俊。直到清晨，昏黄灯下的竹椅仍空着两本手稿——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章草案。董必武收到电报，仅十个字：“武昌速起支部，时不我待。”简短，干脆，却催生了长江流域第一片红色火种。
翌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会上，李汉俊对各地代表分析国际形势，谈到巴黎和会，他指出殖民体系的本质，“不打碎旧世界，中国永远只是食客”。会议中途，法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李汉俊立刻上前，用流利法语与其周旋；片刻后，他边送人离开边打手势，示意代表们撤离。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他给大会最后一页记录写下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同年冬，他与陈独秀在工农运动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当时的党内环境复杂，李汉俊选择暂时退出领导层，转赴武昌。武昌中山大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几乎每天都有他登台的身影；手里只有一张粉笔，他能把剩余价值理论讲得生动具体，连旁听的警察都忘了记录。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的白色恐怖旋即升温，李汉俊依旧穿梭各校区，组织学生护厂罢课。5月14日傍晚，他在武昌被捕，消息传出，全城小报当夜被军警搜缴。狱中，特务威逼利诱，他拒不签字。临刑前，他对同囚低声说：“只要信念在，火就不会灭。”这短短一句，成为牢房里最后一次发声。
行刑报告写着“意外暴毙”，实为密杀，年仅三十七岁。由于当时形势险恶，遗体连夜被草草掩埋，家属始终无从祭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陆续解密，人们才拼凑出这位先驱的完整轨迹。1952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三版。颁证仪式那天，他的弟弟李书城年过六旬，捧着淡黄色证书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哥哥，总算回家了。”
试想一下，如果这位早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没有倒在1927年的黑夜，他在建国后的角色，恐怕远不止一张烈士证书。以其理论功底和组织经验，他大概率会出现在中央红色大学课堂，或者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宏观规划。有人推测，他或许会与陈云、邓小平同属财经条线，也可能在高等教育领域担当要职。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镜片般不可逆的定影。
尽管如此，李汉俊留下的译本与讲稿仍在默默发声。今天翻开1920年版《唯物史观浅释》，开篇有一句折射他全部信念的小序：“凡真理之光，必照进千万人之心。”这光并未因他的倒下而熄灭，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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