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去年八月在烟台海边同叶剑英并肩散步的场景。海浪声掩不住叶帅略显急促的语调：“粟裕同志，现在是解决老问题的大好机会，你一定把材料再补充得更充分些。”夜色里叶帅说完这句话，回头望了望漆黑的海面，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在权衡。

材料很快就补齐了，陈云、邓小平都签了意见。程序上看，一切只差临门一脚。可几个月过去，中央文件还是没下。粟裕自认不怕挫折，可这一回耐心却被反复消耗。过去二十多年，类似的等待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每次都像拔河，绳子永远不到自己手中。

就在这段胶着期，他决定登门拜访在家休养的聂荣臻。两人曾并肩奋战，也有过分歧。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聂帅因为总参工作分工问题批评粟裕“个人英雄主义”，那番话至今仍在档案里——一句顶一万句。

约见那天是3月11日。阳光难得和煦，军博附近的白杨刚抽出嫩芽。聂帅精神并不算好，但神色十分清楚，先握住粟裕的手没松开，像怕对方突然转身离去似的。短暂寒暄后，粟裕坦白自己此来目的：“文件迟迟不见，心里不踏实，想请您给句准话。”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走动。聂荣臻把茶罐推向对面，声音低了半度：“当年我在会上说的那些，分量的确重。我已向总政说明，批评扩大化是错的。可是牵扯面太广，中央需谨慎，你要有耐心，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一句“思想准备”，让粟裕瞬间明白，障碍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整套历史逻辑。1958年那场运动席卷全军，师以上干部一千四百多人参加，会上批评声此起彼伏，最后连他总参谋长职务也被撤。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虽肯定其战功，却同意了免职决定。自此，粟裕到军事科学院“冷静反思”，前后整整二十一年。

期间，他并非束手待命。1963年主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史》，1971年参与越南战例研究，笔耕不辍，却始终绕开个人历史。每当楚青劝他再写申诉，他摆摆手：“现在不合适。”言辞平淡，却掩不住失落。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提上日程。1978年，刘少奇、彭德怀等案件相继解决，粟裕似乎看到曙光。可实际操作时，问题列表长得吓人：谁起草的检讨，谁在发言中用过“个人崇拜”，谁按下了“同意”键，都记录在案。要推翻，需要分别征求意见，层层核准。

1979年冬，中央办公厅秘书向粟裕透露：“文件已到会签阶段。”任谁也料不到，这一“阶段”一拖又是大半年。1980年4月，他的高血压突然加重。北医三院诊断单上写着：心肌供血不足，需绝对安静。医生叮嘱完，他却从枕边摸出一叠批注稿，继续核对笔误。

同年7月，他再次写信要求澄清1958年大会记录中几处关键事实。信很长，注脚密密麻麻，对当年临战情报处理流程如数家珍，谁越权谁负责一清二楚。可信送出后，又石沉大海。仓促之中，只有聂荣臻那句话能提供心理支点——“我会替你说话，但事情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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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在哪里？知情者都明白：当年支持批评的，不止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还牵连数百名省军区、兵团领导。倘若现在彻底推翻，就意味着要对那批集体行动重新定性。对中央而言，这不是一句“纠正”能概括的简单笔画。

1983年秋，粟裕病情多次反复，楚青跑遍医院与领导机关。一次饭后，她拧着眉头问张震：“到底难在哪儿？”张震沉吟半晌，压低声音：“得罪了两个半元帅，档案又厚，动谁的笔均有连锁反应。”他没说完的话是——很多人已经不在了，留下的文字又不能凭空抹掉。

1984年2月5日凌晨，粟裕抢救无效去世。讣告高度评价他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却依旧没提1958年的结论。对军史研究者来说，那是一条明显缺口。对楚青，则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她把丈夫遗稿分门别类，誊抄了七整本，序言只写一句：“总有一天，会有人读懂。”

1987年9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人物志》再版，粟裕条目中悄然加上一行小字：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批评是错误的。外界反应不大，军中却议论纷纷——这行字意味着方向已经扭转。

1994年年底，张震与刘华清联名向军委递交专题建议，明确提出“对粟裕同志1958年问题应予彻底纠正”。文件一经上报即获通过。当年12月25日，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发文，确认那次批评属于“历史失误”，相关结论予以撤销。操作过程静悄悄，正式文件只有寥寥数页，却为一桩悬案画上句号。

消息传到楚青耳里，她沉默了很久，只嘱咐秘书把公文锁进书柜最上层。多年奔波，总算有了结果。好友来访，客套几句后劝她保重身体，她摆摆手：“我只是替他把话说完。”那语气平稳，不见欣喜，也不见哀伤。

故事没有戏剧性的终幕。若硬要找一句最能概括全过程的话，大概就是聂荣臻在1980年那天嘱咐的——“要做好思想准备。”在长达三十五年的起伏中，这五个字时刻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