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恨我吗？"
我躺在病床上，嘴歪眼斜，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连这五个字都说得含混不清。
妻子正在给我擦身子，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毛巾在热水里涮了涮，继续擦。
"你……恨我吗？"我又问了一遍。
她终于停下了手。
她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那双眼睛，我看了三十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此刻我躺在这里，动弹不得，才发现——那双眼睛里，藏着太多我从未读懂的东西。
"恨。"她说。
就一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连哭都哭不出来。中风后遗症，左边脸是麻的，眼泪只能从右边眼睛里流出来，歪歪斜斜地淌进耳朵里。
她看着我的眼泪，没有安慰，也没有嘲讽。她只是把毛巾拧干，继续给我擦身子。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这辈子，欠她的太多了。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二岁。三个月前，我在工地上突发脑溢血，被工友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命是保住了，但左半边身子怕是废了。以后吃喝拉撒，都得有人伺候。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大儿子接到电话，说工地走不开，让我们先撑着。小儿子更干脆，电话都没接。
最后来医院的，只有我妻子一个人。
她叫林秀兰，今年五十八岁。我们结婚三十年了。
三十年。说起来轻飘飘的几个字，可这三十年里发生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不对。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这辈子，眼里只有一件事——挣钱。
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饿怕了，穷怕了，所以从二十岁开始，我就拼了命地往外跑，想挣钱，想出人头地。
我去过煤矿，下过矿井，差点被埋在里面。我去过工地，扛过水泥，扛到肩膀磨出了茧子。我去过南方的工厂，一天干十六个小时，困了就在流水线旁边眯一会儿。
我不怕苦，不怕累，只怕穷。
二十五岁那年，有人给我介绍了林秀兰。她是隔壁村的姑娘，长得不算漂亮，但干净利落，一看就是能持家的。
我们见了两面，就定了亲。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摆了几桌酒。第二天，我就背着行李出门了。
"你不多待几天？"她站在门口问我。
"不了，工地那边等着呢。"我说，"你在家好好的，我过年回来。"
那是我对她说的第一个谎话。
那一年，我没有回家过年。第二年也没有，第三年也没有。
我总有理由。工地赶工期，走不开。老板说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不能错过。路上太挤，来回折腾不划算……
理由多得是，借口也多得是。可真相只有一个——我不想回去。
回去干什么？回去面对那个破旧的老房子，面对那个我根本不熟悉的女人，面对那些问我"挣了多少钱"的亲戚？
我在外面挣钱，在外面拼命，在外面活得像条狗。我不想回家，因为回了家，就得承认自己还是那个穷小子，什么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一直在外面飘着，一年回去一两次，每次待不过三天。
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不在。公公婆婆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
所有的事情，都是林秀兰一个人扛。
她一个女人，又要种地，又要养猪，又要带孩子，又要伺候老人。村里人都说她命苦，嫁了个不着家的男人，等于守了活寡。
我知道这些话，但我不在乎。
我想的是，等我挣够了钱，一切就好了。等我在城里买了房，一切就好了。等我把孩子供出来，一切就好了。
我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我错了。
我确实挣了一些钱。五十岁那年，我终于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把林秀兰从农村接了出来。
我以为她会高兴，会感激，会觉得这些年的苦没有白吃。
可她没有。
她只是沉默地收拾着东西，沉默地搬进了新房子，沉默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可她不怎么跟我说话，我跟她说话，她也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
我有时候觉得烦躁，问她："你怎么整天一副死样子？"
她看我一眼，不说话。
"我辛辛苦苦挣钱，给你买了房子，你就这个态度？"
她还是不说话。
我骂她几句，她也不顶嘴。我摔东西，她就默默收拾。我出去喝酒，她就在家等着，不管多晚都给我留一盏灯。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懒得知道。
我以为这就是婚姻。凑合着过呗，谁家不是这样？
直到我中风的那天，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婚姻。
这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我，连个观众都算不上。
住院的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光。
我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吃饭要人喂，喝水要人端，大小便失禁，像个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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