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收到领导消息，让孩子在学校填个表，家庭情况登记，这事儿放今天，估计不少人得琢磨琢磨怎么填显得有面子。
可放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有个孩子，他爹是堂堂的开国元帅、上海市长，他愣是在“父亲姓名”一栏，写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陈雪清”。
老师再问干啥的，他憋了半天，蹦出来仨字：“处长吧。”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上海滩都得震一震。
元帅的儿子，把自己爹说成了一个小处长，还给改了姓。
这不是小孩儿不懂事瞎编，这背后藏着的事儿，比当元帅本身还硬气。
一个名字，一道坎，隔开的是元帅府和普通人家，也给陈家的孩子立了一辈子的规矩。
要弄明白这孩子为啥这么干，得把时间往回倒，倒回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年月。
1934年，南方的天阴沉沉的，中央红军北上走了，留下陈毅和项英他们，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打游击。
那会儿，说是部队，其实就是一把人，不知道明天在哪儿。
临走时，组织塞给他们一包东西，沉甸甸的，不是干粮，是金条。
这玩意儿，是革命的本钱，是以后拉队伍的火种。
那年月，跟组织断了联系是家常便饭，这包金条揣在怀里，那分量比命都重。
陈毅拿布条把它一圈圈缠在腰上，贴着肉，睡觉都不敢解下来。
对他来说，这不是钱，是上千个弟兄的信任和未来的希望。
后来在梅岭被围，他大腿上挨了一枪，血哗哗地流，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他把身边的人叫过来，第一件事不是交代后事，而是颤颤巍巍地解开腰里那包沾着血和泥的金条，脸煞白，但眼神跟钉子似的：“这钱是党的。
万一我过去了，你们啥也别管，背着金条，找组织去！”
这话的分量，只有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人才懂。
后来，人是冲出去了，但陈毅那条腿落下了病根。
因为耽误了，手术做得也不利索，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
有领导看着心疼，说你好歹是司令员，动点经费买点好药吧。
陈毅眼睛一瞪，说啥呢？
给他做手术已经花了组织不少钱了，怎么能再开口。
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抹点儿万金油，硬扛。
一盒几分钱的万金油，对付元帅腿上的枪伤，听着都牙酸。
可这笔“公家的钱”，用到老百姓身上，他又是另一副面孔。
队伍走到南雄县，有个裁缝铺老板，看红军纪律好，不扰民，心里佩服，连夜发动全家给战士们赶制了一批棉衣送过来。
底下人高高兴兴收了，觉得这是军民鱼水情。
陈毅知道了，脸当场就拉下来了，把管事的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叫人民的军队？
就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你这叫拿！”
他立马叫人去凑钱，凑了足足两百块大洋，亲自给裁缝老板送去，非得让人家收下。
一边是对自己抠门到家，用万金油治枪伤；一边是对群众大方到不行，几百件棉衣照价付钱。
这根线，在他心里划得清清楚楚：公家的东西，自己的命，人民的利益。
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他一辈子都在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
这根线，不仅刻在他自己身上，也成了他家孩子绕不过去的尺子。
说起来，这位在战场上硬得像块铁的汉子，个人感情生活，那叫一个苦。
他的第一位夫人叫肖菊英，是个有文化的年轻女兵，两人在红军学校认识的，情投意合。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陈毅接到任务，那任务是九死一生。
临走前，他对妻子说，三天，我三天不回来，你就别等了。
结果，天意弄人，他在回来的路上被敌人绊住了脚，第四天才摸回家。
他推开门，以为会看到妻子惊喜的脸，结果家里冷冰冰的，等来的是妻子以为他牺牲，投井自尽的噩耗。
这一下，像一把刀子插在他心口，一辈子都没拔出来。
后来，战友们看着他一个人不是个事儿，又给他介绍了赖明月。
这姑娘也好，体贴人。
可那个年代，哪有安稳日子过。
刚结婚就得分开，各奔东西。
陈毅这一走就是五年，等他再回来想找妻子的时候，得到的消息是，赖明月在一次行动中被敌人抓了，早就牺牲了。
两次生离死别，他写诗说“此身愧比燕双栖”，那种痛，是往心里滴血的。
直到1938年，他碰到了张茜。
那是在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张茜在台上演戏，演一个新娘子，年轻、漂亮，有股子灵气。
演出结束，大伙儿起哄让司令员也来一个。
陈毅也不含糊，上去就用法语唱了首《马赛曲》，声音洪亮，气势十足。
台下的张茜一下就被这个会打仗还会说洋文、唱歌的司令员给吸引了。
台上的陈毅，看着台下那个灵动的“新娘子”，心里也动了一下。
他们的结合，冲破了各种流言蜚语和身份差距，在1940年成了家。
有了这个家，陈毅格外珍惜。
前两次婚姻的悲剧，让他明白一个完整的家有多不容易。
所以，他下定决心，不仅要守护这个家，更要用自己的规矩，把孩子们教好。
建国后，上海解放，陈毅当了第一任市长。
从枪林弹雨到十里洋场，环境变了，但他心里的那把尺子没变，反而更严了。
这把尺子，很快就用在了自己家里。
1950年，陈毅在四川老家的爹妈，千里迢迢来上海看儿子。
老两口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想在上海转转。
陈毅忙得脚不沾地，就让侄子陈仁农周末陪着二老出去逛。
侄子心疼叔叔婶婶年纪大，腿脚不便，就自作主张，找陈毅的秘书派了公车。
这事儿没瞒过陈毅的眼睛。
当天晚上，陈毅就开了个家庭会议，他爹妈、老婆、侄子都在，气氛挺严肃。
他看着一家人，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我要在家里立个规矩，约法三章。”
他顿了顿，接着说：“第一，我们家的人，谁都不准打着我这个市长的旗号到外面去办事；第二，家里的私事，绝对不准用公家的车；第三，生活上要简朴，别老往外跑，不准搞任何特殊化。”
说完这几条硬邦邦的规矩，他才缓和了语气，对着爹妈半开玩笑地说：“爸，妈，你们二老要是能带头遵守，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了。”
这“约法三章”，说是给爹妈听的，其实是给全家定的铁律。
他比谁都清楚，“特殊化”这玩意儿，就像白蚁，能把最坚固的大堤给蛀空了。
他绝不能让自己的权力，变成家人享受的资本。
所以，他对自个儿孩子的教育，那叫一个“狠”。
他跟孩子们说：“你们不光是我的儿子，更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陈毅的儿子这个身份，不是给你们拿去炫耀的，是责任。”
他让孩子们穿打补丁的衣服，上最普通的工人子弟小学，刮风下雨都得自己走路上学，公家的车门都别想摸。
上学前，他更是三令五申：“到了学校，一个字都不许提家里的事，不准说你爸是干嘛的，更不准跟同学比吃比穿。”
这下，开头那一幕就全明白了。
小小的陈丹淮，不是撒谎，而是把他爹的话结结实实地记在了心里。
“陈雪清处长”这个名号，是陈毅亲手给孩子打造的一副“铠甲”，挡住的是元帅光环可能带来的虚荣和攀比，护住的是一个孩子普普通通、干干净净的童年。
就这么着，陈丹淮小学念完了，班上的老师同学，没一个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是上海市长陈毅的儿子。
后来，他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过日子。
大儿子陈昊苏，本来喜欢文学，但国家需要科学家，他就去读了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当了北京市副市长；二儿子陈丹淮，子承父业穿上军装，搞了一辈子国防科技，成了少将；小儿子陈小鲁，在改革浪潮里下了海；女儿陈姗姗，远渡重洋求学，她的丈夫王光亚，后来成了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他们谁也没有接陈毅的官，却都接过了比官位更沉甸甸的东西。
那份清白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就像那个化名“陈雪清”一样，刻在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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